“知道了，你也冤，下一个。”
“小人杨得，福建永安人，欠本庄张员外九两三钱十五文。大人，我听说只是欠钱的话，是不用发配的。”
“听谁说的？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你听说的时候郭怀一还活着呢吧。下一个下一个。”
“小人姚小二，广东番禺人，其实我也冤，我哥哥才是套白狼的，我就是帮着卖几件旧衣服……”
“操！他们冤也就罢了，你冤个屁！南海县那个呢？这是你老乡，抽他十个耳光！”
这是台湾基隆煤矿的日常，登记员张金鉴做这个工作已经十年了，他对这些流放者各种各样的“冤”早已毫无感触，这么多犯人，挨个感慨他感慨得过来吗。
张金鉴是在基隆出生的，他祖父和四个把兄弟一起来基隆淘金，最后就活下他祖父一个，发了点小财。至于他祖父到底是最后的幸存者还是杀了兄弟独吞金子，就不得而知了。至少张金鉴家里每年祭拜还是要祭“五祖”，张金鉴这一代有堂兄弟六个人，只有张金鉴和一个堂弟姓张，其他四个都过继给了祖父死掉的那四个结义兄弟。
基隆是苦地方，但只要有金子，就好办事，张金鉴的父亲读过几年书，后来买了个吏员的身份，到了张金鉴这一辈，就真的做了个吏员。之前他父亲投资樟脑失败，家里虽未倾家荡产，却也没什么钱了，张金鉴现在也就是靠工资凑合养家糊口。
最近流放到基隆的人越来越多，不独基隆，台湾的各个港口都是如此。登记完了之后，张金鉴一点人数，这一批总共三十三个人，喊冤的倒有二十九个。有的是认为自己压根没罪，有的是认为自己不该流放，反正张金鉴都记下来了，至于上司管不管，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忽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大地都颤动了起来。张金鉴脸色一下煞白，他小时候经历过一次这样的事，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坏了！煤气炸了！”他说的煤气和后世的煤气概念不太一样，凡是煤矿里能点燃的气体都叫煤气。
外面响起了平时叫人救火时用的锣声，张金鉴没出去，他的任务是在这儿看着新来的犯人。过了半晌，才有一个煤矿的管事来敲门。
张金鉴开门让他进来：“炸得怎么样？”管事说：“整个井都塌了，下面的人全完蛋了。这下坏了大事了，今年的采煤数肯定是完不成了。一下子赔这么多钱，东家肯定饶不了我们。”至于死了多少囚犯，那倒不要紧，这个数没指标，不过死得越多，雇人的费用就越多，所以死太多了也不行。
朝廷是不能挖煤的，张金鉴这样的在官府有编制的吏员，只是来监督。开煤矿的商人雇佣这些囚犯“自食其力”，囚犯的待遇就是管吃管住，不过煤矿要按人数给官府交一笔“手续费”。至于开矿的商人都是什么来头，那也不必细说。
管事懊丧地说：“本来东家说，英人的火轮船是烧煤的，朝廷挨了打，今后必要造火轮，煤矿得做好扩大生产的准备，现在好了，还扩大个屁。矿长说了，让新人下旧矿井，好歹得把今年的出煤任务完成到九成。”
张金鉴说：“旧矿井还能下？不是说一镐下去头顶就往下掉煤渣吗？再挖还不得塌了个球的。”
管事看了看屋里已经面无人色的犯人们：“那也得挖。”
“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岑兰洲说道。他刚刚从通什巡检调任福建提刑按察使司司狱，到基隆上任。
台湾虽然有自己的节度使，但是并没有单独设置统会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军事工作由节度使负责，而民政和司法工作还是和福建一体。在明朝，司狱这个官职一个省只有一个，掌管提刑按察使司的大牢，但是顺朝当年为了提高对基层的控制力，也为了分割地方权力，增设了很多官职。台湾是重要的流放地，所以许多监狱直属于提刑按察使司，各有一个司狱。
与李西平的“官运亨通”不同，岑兰洲没有捞到升官，如今依然是九品官，只是平级调动，从海南调到台湾，还是在湿热的岛屿打转。而且巡检管的是一方封疆，巡检司衙门几乎就是一个小县衙，司狱却只管着一个监狱，还要看挖矿的皇商的脸色，这个调动更像是贬官。岑兰洲也很无奈，许乃邦、水临安、史怀溧三个人都死在他的辖区，没让他背锅就很不错了。
岑兰洲倒是没因为这个对李西平有什么意见，对于他来说，基隆这个地方或许更好。
很快，一份名单就由岑兰洲的师爷交到了张金鉴手中。
“名单上的这些人，要加强监视，他们和谁有联系，做了什么，每十天向司狱汇报一次。经费暂时就这些，不够的话你再问我支，你的好处也算在里头。”师爷嘱咐道。
张金鉴心中不解，若是矿上的刺头，雇人在井下悄悄弄死就是了，花不了多少银子，可比这样费劲监视省钱多了。但是他没有开口，老爷吩咐什么，照做就是了。虽然张金鉴良心剩得不多，但总归还有一些，觉得犯不上为了讨好上官把事做这么绝。
此时，岑兰洲正在整理基隆县的资料。
基隆有金、煤、硫黄等矿藏，因而聚集了大量矿工，而且这些矿工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死亡率很高。
农业方面，由于顺朝的世兵大部分是北方人，几乎没有世兵在台湾授田。在基隆，占据主导的是稻米、甘蔗等作物的种植园。许多皇商在这里承包了土地，生产稻米，从海路运到京城作为漕粮。
漕粮贸易倒不像卖盐那样有制度规定必须由皇商做，理论上来说，就算你是个普通小农，只要你有本事驾着渔船把米运到天津，漕粮仓就会收你的米。但问题是，做生意可不止摆在明面上的这点事。
就拿基隆和天津这两处码头来说，皇商交了正常的税费之后，谁敢向他们多要一文？当然，一般来说皇商也不会“把事做绝”，都会适当给个“小”红包。而普通的民间商人，必然会面对无穷的吃拿卡要，说不定皇商漏的税还要让他们分摊。大明朝盘剥农民时能让农民去交本该由士绅交的税，大顺朝盘剥商人时自然也能让小商贩交本该由皇商交的税，一个道理。
大顺朝也是封建王朝，岂能不从民间吸血，只不过吸取了明亡的教训，回避了最容易挖了自己根基的皇帝带头兼并土地的问题，没有像明朝那样弄一堆皇庄，利用明末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变化，更多地从商品流通领域吸血。手段更高明，本质却没有区别。
到了天津粮仓，如果没有门路，随便一个小吏就能卡死你，再好的米，也能被说成受潮发霉、虫蛀鼠咬。而且华北、辽东地区丰欠如何，漕粮仓今年能吃下多少米这样的情报，也得靠顺朝这天下第一的驿站系统来传递，普通商人的情报肯定没有皇商准。
顺太宗年间，有过一个案例，有一年华北小麦丰收，于是有人提议，天津大仓可以就近收购小麦，不必非要采购辽东麦。但是这个提案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被否掉了，天津大仓照样收购辽东麦，而且不降价。
当时做出决策的天津漕运总督是侯张武远，他爹初代侯张能是亳王李锦的副手，在李锦出镇江南后负责统率其后营旧部。而顺朝收复辽东之后，在这里分地最多的就是后营的老兵。直隶、山东的地主虽然也有世兵，但是所占的比例远不如辽东高。
天津的漕运粮仓收购辽东麦，本来是很正常的，辽东人口密度没有直隶和山东大，粮价更低，但是自打张武远当上了漕运总督，天津这边收购辽东麦的价格灾年要涨价，丰年却不降价。而有张家股份的皇商从辽东地主手上收购粮食的时候，价格还是波动的，只不过比普通商人给得略高一些。
就这样，张武远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就把国家购买漕粮的拨款转移到了自己的私囊，因为他吃肉带着辽东地主喝汤，他的名声还很好。再加上他只是在原有的辽东小麦收购额度上调整价格，并没有削减直隶、山东的小麦收购额度，这两省的粮商和地主虽未占到便宜，却也没吃什么亏，所以也没人告他。
整件事情最主要的利益受损方就是户政府，明明可以少花一些银子就买到足够的漕粮，把剩下来的钱用在兴修水利、黑龙江流域的移民等等更有利于国家的方面，却要花这些冤枉钱去填勋贵、皇商、地主的私囊。但是，户政府省下钱也不归户政府尚书和他手下的官吏，他们只是替国家管账的，不管钱花到哪里去，只要还是从他们的账目上支出去的，归他们监督管理，就不影响他们的权力，所以为什么要多嘴呢？
官僚阶级也不都是王八蛋，终于有一个言官把事情捅出来了，可是顺太宗也没法深究。一来是这事虽然一眼就能看出有猫腻，可是谁也说不出张武远到底犯了什么法。二来很尴尬的是，张武远用来垄断辽东小麦海运的那家粮行，张家只是第二大股东，而第一大股东是李家，皇帝本人才是从中挣得最多的。剩下那些小股东，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平民百姓，一旦追究起来，牵连实在太广。
所以，顺太宗“严厉斥责”了张武远，说他“身膺漕粮重任，却不学无术，玩忽懈怠，不通经济，不明实务，行事错漏百出，颟顸误事”。除了追究他决策失误，还能怎么样？难不成真要让皇帝为了麦子价钱的事情办了一个和他发小的侯爵？于是最终的处置结果就是张武远被撤了职，回京继续做他的侯爷，之前的事情也就一概既往不咎了。漕粮收购价的问题缓解了几年，然后手法花样翻新，一切照旧。
基隆的粮商在天津没那么嚣张，他们的后台不像辽东粮商那么硬，在漕粮问题上，还得让着从江南运大米过去的那些传统漕粮商人。顺朝虽说是打击江南地主，但也不过就是打击大地主、任用小地主的老一套，江南照样是科举昌盛之地，本地缙绅照样在官场上有势力，辽东粮商敢压江南粮商一头，在基隆做生意的这些福建粮商可不成。
但是回到基隆之后，这里没有辽东那样的世兵，所以这些粮商直接产销一体，比辽东那些不得不给地主让利的粮商自在多了。他们使用了大量的契约劳工和流放犯人作为劳动力，用工成本比辽东低得多，而且可以随便压榨。辽东那地方，指不定哪个农民的祖宗就给李自成喂过马，对他们不能太为所欲为，而能被卖到基隆来的人，都是死了也没人知道的。
皇商嘛，毕竟还是有点政治敏感度的，知道搞出民变的话问题太大，所以他们还不算反动透顶。不管是矿工还是农业劳工，契约工人劳作一定的年限之后，能分到一小块土地，种点杂粮，凑合不饿死，口粮以外的东西还得靠去种植园或矿山卖命干活来赚取。哪怕是流放的犯人，虽然视所犯事情的轻重，无偿劳作的年限更长，却也不是直接让他们劳作到死。
因此，那些挺过繁重的劳动的人，能够有一个有点盼头的生活，因为有土地，所以甚至还有娶妻生子的指望。也确实有个别人淘金发了财，或者做小生意，赚了点家业。这样一来，矿工、农业劳工中最强壮、最有可能造反的那批人就被分化了。有的人愿意反抗，有的人却存着将来还能做农民的念头。只要还有当农民的机会，谁愿意造反呢。就算大部分人过的还是生不如死的日子，这样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还是束缚住了很多人。自顺朝赶走荷兰人至今，虽然零星的反抗一直有，却没发生像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林爽文起义那样的大起义。
有很多人认为，都是下面的贪官污吏和商人不好，只要我们稍微反抗一下，闹一闹，朝廷就能来主持公道。顺朝也确实还没那么腐朽，在基隆一直维持着让大多数老百姓还能凑合活着的状态。大家今天打死个税吏，明天聚众抢米，这样的事不少，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农民军。
商业方面，基隆是渔港，也是商港。因为缺少足够的腹地，消费能力弱，这里主要是原材料出口，比不了那些特别繁荣的大港，不过规模也不算小了。基隆本地的商人主要跑三条航线，一条是闽浙沿海，一条是日本，一条是马尼拉。
二百年前，基隆曾经被西班牙人占据，又靠近菲律宾，所以顺朝对于天主教的输入严防死守，甚至在这里常驻了一个礼政府祠祭清吏司的一个从事，六品官职，专门盯防天主教输入，甚至还有一支一百人编制的民兵部队。
顺朝没有专门负责管理宗教的部门，礼政府的四个清吏司中，仪制清吏司主管科举、学校、封赠、礼仪，祠祭清吏司掌管祭祀、丧葬、僧道、阴阳、医药，主客清吏司主管朝贡国的事务，精膳清吏司负责宴席、祭祀牲牢和国子监学生的粮食津贴。四个部门的权力严重不平均，仪制清吏司因为负责科举，成为重中之重，远超其他三个司。顺朝建立之后，对主管文武官员人事任命的吏政府、兵政府改革不小，但是对礼政府不重视，也就这么凑合下来了。凡是遇到旧的部门解决不了的新问题，就在某个司委任一个从事作为副职，单独弄一个小组去管。
顺朝的部门设置，出现了很大的上级单位的副职是下级单位的实际领导这样的倾向，现在麻城县弄出一个“小六政府”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枢，比如说像钦天监这样的部门，在顺朝也算礼政府的下属机构，钦天监监正挂着礼政府侍郎的衔，但实际上和礼政府的日常业务没什么关系。
礼政府尚书是内阁成员，内阁工作才是他的主要工作，礼政府的日常工作则是由下面的实职侍郎负责，明朝的礼部只有一左一右两个侍郎，顺朝的礼政府不算挂名的，有四个实职的侍郎，一个管科举，一个管教育，一个管宗教，一个管礼仪。以李西平老家的官职来对比的话，这四个侍郎才是实际上的部长，而礼政府尚书则是分管副总理。
虽然顺朝朝廷管的事情比明朝多，统治力度比明朝强，但是弄这么多官，也算得上冗员了。开国二百年来，积攒了太多的临时设置的部门掌权、原本的正规部门闲着没事做的问题。本来早就该改一改了，不过涉及的人太多，又不是当务之急，所以始终也没人去改。
就拿基隆的这个祠祭清吏司从事来说，最初的确是不时会抓到传教士，但随着多明我会的日益衰落，他们已经没动力派人来基隆送死了。殉教固然光荣，可光荣也得要钱啊，传教的口子打不开，没有大批信徒就没有经费来源，干投资不回报，再狂热的组织也撑不住。
拉美独立运动之后，美洲的白银产量下降，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也停了，基隆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因此受到影响，西属菲律宾当局现在都该准备防范菲律宾独立了，哪还有闲心支持传教来得罪顺朝，在基隆稽查天主教徒的事情，交给本地的拜上帝教管理机构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一个部门既然设立了，就有随之而来的编制、经费、权力，设了就裁不掉。就算连续很多年抓不到传教士，这个部门还是要每年进行例行检查，然后例行收一份“常例钱”。如果有人不开眼，非要去动这些已经固定下来的“规矩”，那就要调查一下你的宗教倾向了。
基隆周围还有四个土巡检司，土司都是这里的原住民凯达格兰人，当初西班牙人占领基隆，基隆附近的四个蕃社接受了天主教，顺朝驱逐荷兰之后，他们改信拜上帝教，受封成为顺朝的土司。起初，他们以猎鹿、出口鹿皮作为主要经济来源，随着鹿群的数量减少，农业逐渐成为各巡检司的主要生产方式。
凯达格兰人居住在平原地带，和汉人移民接触频繁，顺朝又不像清朝那样禁止汉人和原住民通婚，双方的融合很快。部族的酋长在受到顺朝册封之后，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也没禁住利益的诱惑，变成了占有土地、剥削佃农和雇工的地主。
这四个土司的存在，也是套在基隆的工人身上的枷锁，土司这里的生产方式以地主和自耕农为主，虽然不是汉人，却比基隆的工人更得大顺朝廷信任，一旦工人暴动，调土司兵来镇压毫无问题。虽然土司的手下中许多汉人和有汉族血统的人，但是他们已经成了农民、士兵，有了家业，就很难和穷兄弟一条心了。
在这个时代，很多地方都有了民族主义的萌芽，然而在顺朝，这里是彻彻底底的民族主义的荒漠。什么叫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顺朝既然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资产阶级，又怎么可能会有民族主义呢？民族问题当然是有的，但顺朝对于民族问题自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顺朝的夷夏观念、中国概念，用欧洲的政治学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欧洲推出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贵族的权力被资产阶级取代之后，需要给国民构建新的效忠对象。国家也好，民族也罢，归根结底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只有当它的成员相信它存在时，它才存在。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国家和民族都是可以被发明的，皇太极能把来自不同民族的旗人捏合成满洲人，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二百年前，几万精兵就可以决定天下归属，可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不再是军事贵族的游戏，而是国家整体实力的比拼，尤其是当战争逐步走向世界大战的阶段时，必须得把成千上万的壮丁拉去填战壕，难道还要告诉他们是为了资本家们利润去送死吗？所以欧洲列强必须要推出民族主义，把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者包装成整个民族的代言人，以此来发动争霸战争。
奥匈帝国就栽在这上面了，人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都有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可奥匈却是多民族的帝国，也用这一套不是找死吗。所以就有了《好兵帅克》，一个捷克士兵，因为积极地表达了对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忠诚，被认定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连奥匈自己的军官都知道，正常人谁特么效忠皇帝。
被列强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借用西方民族主义的观念来进行思想启蒙，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这是理所当然的，国家危亡，黎民涂炭，这样的做法能快速凝聚力量，让国内各阶层都赢得解放，当然是对的。
但是在此时的顺朝，搞民族主义就属于浪风抽的了。即便是德明帝现在组织的新军，虽然用了欧洲的操典，也绝不会用欧洲的民族那一套。顺朝的统治，建立在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观的基础上，靠的是提供一种独特的秩序。只要顺朝还能维持这个秩序，引领着整个势力范围内的潮流，什么民族都是大顺的臣民。
如果在外来冲击下，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被打崩了，那么顺朝自然会像甲午战争后的梁启超他们那样，搞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来救亡。可现在的顺朝不想救亡，想的是朝贡体系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东西并立，甚至想“会通中西，以求超胜”，如果能做到“德明中兴”，那还得再去争霸呢。
所以，顺朝绝不会放弃“天子”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为实力不够，顺朝给这个天下加了个边界，但是在边界之内，原来是什么样，现在就必须还是什么样，不可能抛弃原本的朝贡体系去学西方的模式。既不会把朝贡国当成平等的国家，也不会把它们当成殖民地，这是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的现代国际关系中无法找到对应概念的独特模式。
顺朝是一个广泛的，代表东亚地区地主阶级共同利益的政权，不同国度的地主阶级对于顺朝天子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要通过效忠天子来维系自身的统治，也都是天子君临天下的基础。什么时候这个天下秩序无法维系了，民族认同才会超过天下认同。
但是，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程度，推翻晚清政府这样的政权都如此艰难，面对着曾经驱逐鞑虏，搞过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深入的维护小农经济的改革，现在还在努力改革自强的顺朝统治者，他们真的打得倒吗？
买办资产阶级依附于外国侵略者，没法成为民族主义的旗帜。官僚资产阶级也需要勾结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势力，除非到了国家遭到直接入侵，濒临灭亡，逼得官僚资产阶级不得不抗战的地步，大部分人也不会把它们当成民族利益的代表。
既然资产阶级都拿不出手，那么代表资产阶级对民族问题观念的民族主义，真的能形成吗？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明清时期的历史已经证明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纯属扯淡。清军中大部分都是汉人，反倒是孙可望、李定国的部队，大部分士兵都来自西南的少数民族。清军占领云南时，他们的开路先锋吴三桂是汉人，而效忠明朝，和吴三桂血战到底的那嵩是傣族人。
广州保卫战中，杜永和、张月弃城而逃，不久降清，羽凤麒等回族军人却和广州的汉族军户一起血战到底。实际上就是外地客军大多逃跑，本地军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而血战到底，和民族问题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不管是满族、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进了八旗，都是一副模样，同样，农民军里也有大批蒙古族、回族、傣族、彝族、壮族、瑶族的士兵乃至将领，他们和其他农民军又有什么区别？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东北的八旗子弟照样反清，张作霖这个汉人照样镇压革命党。“反民复清”搞得最积极的辫帅张勋，不也是汉人吗。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野坂参三中西功、伊田助男、宫川英男这些人同样呕心沥血，有不少甚至献出生命；在监狱里都敢高喊“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必败”的德田球一，蹲了十七年的大狱；最先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也最先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正是德国共产党。是这些人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更一致呢，还是溥仪、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更一致呢？
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以民族为纽带凝聚人心，这是保证生存的必需手段，不管怎么说，别人都冲进自家卧室了，保卫家园的战争总得先打赢了。而打着民族的旗号去发动争霸战争，侵略别国，则根本没有所谓“民族利益”可言，只是满足统治者的私欲而已。人家统治者为了私欲做这些，起码智商还是正常的，一帮上班挤公交、下班吃泡面的人打着民族主义的鸡血嗷嗷叫地往上冲，就纯属脑子进水了。
就如同当年清朝的八旗兵，多尔衮忽悠他们入关的时候，说是每人分三十亩地，结果实际执行的时候，为了防止旗人都去种地不去当兵，家里壮丁数在四人以下的都不给分地，只增加工资。然后打起仗来，“豆草价腾，计马一匹日食二钱，每月饷银二两，尚不敷供养马之费”。清朝的达官显贵通过战争掠夺了大量财富，而普通的八旗兵就是炮灰，一批批地死于内地军民的反抗和瘟疫。顺治年间，满洲人的人丁数量居然稳步下降。什么入关，根本就是入棺。
顺朝对于民族问题总结不出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当初十几年的血战也不是白打的，至少让顺朝统治者明白了一些浅显的道理。
李自成在陕北农村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常有蒙古人来劫掠，汉人和蒙古人之间互相攻杀是常事。但是，有的汉人受不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欺压，跑到塞外去投奔蒙古人，在河套一带种地，蒙古人也没说见了他们就杀吧？正相反，他们在那里受到的压迫还比在长城以南时更轻了。
所以，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因为蒙古人和汉人不能两立，还是因为游牧部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蒙古贵族又经常野心膨胀，用劫掠来转移内部矛盾？
在陕西，汉人和回人的村庄之间为了争水、争地经常械斗，可为什么住在城里的汉蒙回三族军官们就结成同盟，互相袒护呢？所以，问题的根源到底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还是因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分配问题？
如果连这种问题都想不明白，顺朝也就生存不到现在了。显然，李自成想明白了，所以他在打仗的时候，会选择相信老回回马守应这样的回族农民军领袖，而不是洪承畴这个“同胞”。
贵族号召百姓去为了民族而战，除非是在快要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否则在其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党同伐异的旗号，是他们剥削百姓、骗百姓去送死的新花招。爱新觉罗家拿这个欺骗底层旗人，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少数军事贵族利益的反动政权，必须这么搞，顺朝代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利益，在17世纪是标准的进步政权，为什么吃饱了撑的搞这玩意。
过去，闯军代表的底层起义者的利益，关系很简单，打就完事了。闯军变成顺朝之后，得代表统治者的利益，又得假装还代表底层的利益，关系就变得复杂得多。顺朝的统治者一直相当清醒，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属于其统治区内人口占据绝对优势的族群，他们根本不需要靠民族问题去分化底层。
越是强大而自信的政权，越不会在这种问题上多费口舌，强调民族问题对顺朝有害无利。只有利益才是真的，别的都是虚的，骗老百姓可以，骗不了同行，只有靠利益，才能有效地统合边疆，所以顺朝的做法是把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拉入自己的统治集团，极力淡化民族差异，把少数民族上层与底层的关系割裂开来，自己作为其中的调停者。
在面对未知的问题时，把问题拉回自己熟悉的领域是很有效的手法。顺朝就是把纷繁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全都简化成自己最擅长的地主和农民的问题。地主靠着朝廷的保护，不被农民屠全家，因此地主必须对朝廷的法度给予适当尊重，对农民不能无秩序地随便压榨，双方达成平衡。
刚刚造反没多久的李自成就能想明白的问题，基本上有点见识的人都能想得明白，在现在顺朝的各种斗争中，老百姓其实已经渐渐琢磨明白了。
就拿伊犁来说，在抵制军粮收购价下调的纠纷中，自耕农和地主是同一阵营的，但是在土地税收制度调整的时候，他们就根据土地的多寡分成了支持、中立、反对三派。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汉人的小农不会因为民族认同就去支持汉人的地主，只会站在和他们财产水平相近的蒙古小农、哈萨克小农一边。伊犁是地多人少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械斗。
在云南，有不少少数民族的高层当年投靠张献忠，后来归降李自成，在云南开矿的时候也入了股。当矿工暴动，要镇压的时候，他们会只杀汉人矿工，不杀和自己同族的矿工吗？
凡是对统治者的“民族情感”抱有幻想的，最后无一例外都会见识到什么叫地主阶级专政铁拳，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想到顺朝官员在土司和百姓中间充当青天大老爷的表演，岑兰洲不禁感到有些可笑。顺朝在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上玩得很纯熟，可是你们家代代都出李自成吗？统治者很快就会彻底融入地主阶层，他们因为掌控着整个国家，所以比普通的财主有更高的视野，但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永远保持理智，这种需要强大的执行能力来保持的平衡早晚会被打破。实际上，现在的顺朝已经失衡了，只是掌舵的人还不自知而已。
现在外面的世界早就有比天主教更能威胁皇权的东西了，大顺朝廷却还感觉不到，甚至还敢把政治犯一批一批地往基隆送。
基隆有天天集体劳动，组织程度很高的矿工和农业工人，而且这帮人还长年累月生活在苦难之中，同时这里又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外面的新思想能够从这里流入。商品经济发达，有了很多新的经济因素，又缺少顺朝最喜欢的基本盘小地主、自耕农。这样一个地方，难道不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吗？为什么大顺朝廷还放心大胆地把这里当成流放地？
以德明帝为代表的大顺朝廷，水平并不低，对于旧时代的矛盾，他们能处理得很好，但是对于新时代的问题，他们的意识转变非常缓慢。
在过去，顺朝真的完全不需要担心基隆出事，顺朝水师东亚无敌，不管出什么事情，福州驻军渡海来剿，一扑即灭。可是经过鸦片战争，顺朝水师的孱弱暴露无遗，朝廷里的那些人还是老脑筋。
更早的时候，法国大革命之后，天主教就已经不是皇权的最大威胁了，可顺朝的统治者意识不到。他们的确了解了关于法国大革命很多的情报，甚至看到了法国废除贵族特权、农村公社解体、解除对农民的人身禁锢这样层面的问题，可他们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威胁，因为中国的农村公社早就解体了，废除贵族特权被理解成了废井田、开阡陌，乃至李自成清算明朝宗室和勋贵的老一套。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在法律上不存在了，但是在现实中还存在，顺朝的统治者觉得自己对付这个问题也不算很难，不就是地主和农民那点事吗，熟得很。像土地的自主产权之类的事，也是顺朝完全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总体来看，顺朝统治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还是很浅显的。
对于法王的财政困难、面包短缺、粮食投机、贪官污吏盘剥百姓、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偷税漏税、年贡农比例过高、无地农民增加，地租提高，以及大革命后拍卖教会和逃亡贵族土地，有钱人吃肉，农民喝汤这样的直观问题，他们看得很明白。拿破仑上台后停止出售逃亡贵族土地，但是《拿破仑法典》和波旁王朝复辟后签署的《1814年宪章》又承认了之前已经卖出去的土地合法，这种事顺朝也很熟悉，朱元璋当年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他自己不像红巾军那样去打土豪分田地，但也只是维持现状，不会像多尔衮那样直接把农民分到的地再还给还乡团。
而对于启蒙运动，对于资产阶级的崛起，对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对于已经汹涌而来的各种新事物，顺朝统治者看不懂。这种看不懂，加上天朝上国的自信和李家的合法性优势，让他们即便遭遇了鸦片战争这样的失败，也只不过是能够认真对待外部问题，在技术上进行改革，压根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真正的风暴将要从内部刮起，还以为自己只不过相当于正德、嘉靖年间的明朝，对那些历朝历代都有的普通弊病修修补补，就能再续个一百多年。
这种对于新时代的无知，让顺朝的统治留下了太多的漏洞，基隆就是其中之一。
岑兰洲现在并不想在基隆搞什么事情，他背后的组织并不是单纯以造反为目的的。在这里，他只是要种下一些种子。
岑兰洲也是世兵出身，本来是不太可能参与到这样的组织之中的，但是，他受过不一样的“教育”。
顺朝还没有烂到像明末那样，连牛金星这样的统治阶级中下层都被迫害。岑兰洲出身底层世兵家庭，靠着在本乡的学堂蹭课考到了武举人，虽然从来没人对他好过，倒也没人害过他。
因为考试成绩不错，岑兰洲没等太长时间，就得到了一个未入流官，甘肃苑马寺录事，在祁连山下管一个小马场。
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偏远地方的小官，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岑兰洲也借钱使了一点银子，看在他是去做官的份上，利息不高，但欠了钱还是得还的。
岑兰洲不是很贪婪的人，也就是按照前任们留下的惯例，去收一些所有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灰色收入。这不是什么大事，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从来无人过问，这些钱已经几乎被默认为官员的正常收入了。
然而他做个做个弼马温的官之后发现，甘肃的马政根本就是一摊烂账。
自打西域平定，甘肃的边防压力下降，苑马寺的重要性也就随之下降。千里做官只为财，谁不是为了捞钱，苑马寺的官自然是靠马吃马。
所有的马场，全都有一明一暗两本账，明账上的每一个数字都和实际数字天差地别。岑兰洲管理的这个所谓的“马场”，其实连一匹官马都没有，甚至连草场都没有，已经全部租出去种玉米和高粱了，岑兰洲的衙门隔壁就是个酿酒作坊，连一点遮掩都懒得做。
那时的岑兰洲也是个随波逐流的人，既然这个地方这样子已经几十年了，他又何必去管呢？就连德明帝征浩罕的时候，这里的问题都没露馅，还会有什么问题？他就在他的衙门里做这个闲官，逢年过节按时收一笔孝敬。
但是，偏偏就在岑兰洲任上，事发了。
事发的原因很简单，这一任的甘肃苑马寺卿，是上一任户政府尚书的同乡加同年。那位尚书曾经很有希望成为内阁首辅，但是栽了，他的位置被贝丰谷顶替。
这个被搞掉的尚书曾任甘肃节度使，在甘肃官场有许多故吏，甘肃苑马寺卿恰好就是其中级别最高、能力最差的，不仅贪婪，还染了吸鸦片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