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岑兰洲这个屁大点的马场就让贝丰谷这样的大佬盯上了。然而，在岑兰洲被叫到甘州问话的时候，半路“遇马匪袭击”。
甘肃的马匪是个很万能的群体，什么锅都可以甩给他们，不过这次，“马匪”的水平有点低。岑兰洲这个武举可是正儿八经考出来的，枪法没得说，他一个人就杀了三个敌人。
更重要的是，贝丰谷连兰州的镖局都信不过，特意从西安雇了二十个镖师来护送岑兰洲。一场恶斗，八个镖师和十四个“马匪”身亡，岑兰洲自己也挨了一枪，再歪一点胳膊就废了。而一个和岑兰洲朝夕相处的老吏就没那么幸运了，被发现在家中“畏罪自杀”，不幸中的万幸是老头早有先见之明，他的老伴和儿子儿媳已经跑回四川老家投奔亲戚了。
因为是第一个交代问题的，岑兰洲没有受到牵连，甚至还升官了，但是被远远打发到了海南岛。也正因为如此，他在通什巡检司任上接触到了三亚港的事情，也认识了一些不寻常的人。
岑兰洲可以选择继续随波逐流，大部分正常人也都会这样选，但是，这世上总有几个异类。当了这么一任倒霉官，并没有让他学会妥协，只让他学会了低调。他本来可以投靠贝丰谷，但他很清楚，贝丰谷不是答案，这样的查案，只不过是王侯将相权力斗争的一点点缀而已，撼动不了顺朝种种痼疾的根源。
他想要找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第八十九章 汉口
汉口的一座茶楼中，陈思舜、潘如在二人正在和一个中年商人大声密谋。
这个商人是潘如在的表哥齐德隆，他们三个都是祖籍闽南，乡音相通，所以可以直接对话，在汉口这地方也不怕别人听了去。
潘如在和齐德隆的祖父是发小兄弟，在闽南老家活不下去了，跑到海南闯荡。两个人从走街串巷的小贩做起，经过多年努力，最终成为了
比较大的小商贩。
这就不错了，就算海南的环境比南洋好很多，那也是要用一个“闯”字的，普通老百姓能太太平平地生存下来就很好了。
后来两人结婚生子，又结成了儿女亲家，齐德隆的姑姑就是潘如在的母亲，而齐德隆的父亲给一个药商做学徒，娶了师父的女儿，后来跟着师父迁居汉口。
齐德隆的父亲不是那种入赘的养老女婿，他师父有亲生儿子，师父死后，师弟们对这位师兄兼姐夫不怎么待见，齐德隆的父亲便自己单干了，去世后把家业传给了齐德隆。
说是家业，其实也没多大。齐德隆一开始还卖药材，但是竞争不过师叔/舅舅们，索性不做了，现在专门干起了“中介”生意，给闽粤一带的来汉商人提供本地人脉，从中挣点小钱。
“这汉口的生意，以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盐行、茶行、粮食、棉花、皮革为大宗，有些是我们插不上手的。就拿牛羊皮来说，一直是秦商的天下，瓷器在江西人手里，桐油行是四川人的天下，要是说木耳、生漆，那就得看云贵一带的商人了。我们药材行里，也得细分。乳香、没药、西洋参之类的洋货，自然是粤商居多，大黄则是甘肃人垄断，不过他们也不怎么在本地卖，都是顺着湘江送到广东去糊弄洋人。不知你们东家要做的是哪一种生意？”齐德隆介绍道。
潘如在说：“麻城的棉花生意，如何？”
齐德隆说：“麻城和汉口之间的生意，主要都是黄帮商人在做，所谓黄帮，就是黄州府的商帮，在别处，黄帮都是以黄安县的人为主，唯独在汉口，以麻城县的人为主。黄帮经营的范围颇广，棉花、棉布、药材、麦子、面粉、绸缎、铜器、锡器、白铅、烟草、稻米、茶叶、桐油、木耳、笋干、杂货、水产、牲畜，乃至竹篾、豆腐、豆芽、面筋，无所不包。他们的势力遍布长江沿线，就拿这湖北地界来说，汉口、沙市、老河口、襄京、宜昌、郧阳这些地方的棉花生意，主要是在黄帮手中。往上游，可到重庆，往下游，直通大海，陕南的汉江沿线，黄帮也颇有势力。”
陈思舜颇为期待地问：“然后呢？”齐德隆愣了一下：“什么然后？哦，我再给你们说说沙市的十三帮。这个沙市啊，它从宋朝……”
潘如在拦住话头：“沙市不沙市的先放一边，陈先生是问你，黄州帮的棉商你认识哪一个？”齐德隆喝了口茶：“咳，人家是做大买卖的，又与我不是同行，我哪里识得。”
潘如在满脸黑线：“表哥你上次在信中不是对我说，你说做牙行生意的吗？就算是以药材为主，棉商常在码头跑，就不打交道？”齐德隆略显尴尬：“你说的那是在官府有牙帖的官牙，我做的这是私牙，也就是给小药商跑跑门路。”
这下连陈思舜都听明白了，齐德隆说自己做的是牙行生意，这就和李西平说他在广州做抗英英雄差不多，倒也不能说他撒谎，但显然牛皮吹得不小。
好在潘如在和齐德隆打小就认识，对这个表哥有多不靠谱早有心理准备：“这么说，武昌要办工厂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了？”齐德隆说：“这是朝廷的大事，我还指望你给消息呢。”
得，这位敢情是什么也不知道。潘如在说：“表哥啊，你好歹也是个生意人，这种消息要勤打听啊，我们在长沙就知道了，你这里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
齐德隆说：“各种小道消息，我还是勤打听的，真要盖工厂，总得先踏勘选地吧。就算是武昌的事情，这茶馆里也得议论啊。”
潘如在手指轻敲桌子：“那这可有点奇怪，难不成这事黄了？看起来咱们这门路还是不够硬啊，这种事，谁都知道投了就能赚钱，就卡在这情报上啊。”
陈思舜说：“我们东家也就是个县丞，这种事，赶上了是运，赶不上是命，也不用太计较。”潘如在说：“你从南非万里迢迢回来，总不是为了来认命的吧？不管你想干什么，都得先弄钱。否则的话，你终日只为稻粱谋，还有时间忙别的吗？”
虽然陈思舜一直觉得潘如在过于市侩，不过此时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家伙说得确实有道理。他之所以搭英军的船回到国内，就是因为在南非做三等人做得不服，想回到大顺找一条出路。眼下跟着李西平，歪打正着地参与了顺朝改革的一线工作，自然是好，可是也如潘如在所说的那样，他顶多就是增长见识，别的什么也干不成。哪怕是为了让自己多读几本书，也得搞钱。
潘如在说：“不要说我们三个人，就算是我们东家，又是什么大人物了？我们都是小人物。若不是这次鸦片战争，我们东家不过是个修炮台的民工罢了。过去二百年里，天下太平，就算有往上爬的机会，又怎么轮得到我等？如今却不同了，洋人来了，变局来了，若不抓住机会，一举翻身，难道要子孙后代和我们一样做穷鬼吗？”
与有理想的陈思舜不同，潘如在眼里只有利益，李西平给英军当翻译当得纠结万分，潘如在当初给英军当翻译却如鱼得水。除了不杀人害命这一条底线外，没有他不干的事。他来汉口为李西平办事，就一个想法，要借这个机会，实现自己的阶级跃迁，否则的话，像自己祖父、父亲那样老老实实做生意，一辈子也是小商贩。
李西平之所以让陈思舜和潘如在来汉口，是因为在长沙演武会上，听旁边那位花二十两银子吃饭的善化县典史和人闲聊，说起楚赣总督眼下正在武昌筹办工厂，准备募集股本。
德明帝有意小心控制改革规模，其改革方案中只搞了五座工厂做试点，而且其中四家是军用的，民用的工厂只有广州纺纱厂一家，以对抗英国人输入的洋纱。但是这个口子一开，有的是人渴望进一步的改革。
顺朝改革面临的问题，不是像李西平的世界那样大清朝顽固势力作梗，而是有大批“官僚阶级冒险家”，冀图通过改革升官发财。就连李西平，其实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清朝，康熙皇帝就颁布过禁令，不许王公大臣经商与民争利。可你自己家的内务府还放高利贷呢，关外旗人服劳役挖出来的人参，爱新觉罗家一文钱不花，就拿来交给皇商变卖，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何止与民争利，都与八旗兵争利了。只许皇帝放火，不许州官点灯，这禁令还不跟放屁一样。所以终清朝之世，“无官不商”的现象始终不变。上到藩王，下到县官乡绅，一面鄙视着真正的商人，又一面靠商业牟取暴利。
但是，官员懂个蛋的经营，他们做的生意，基本上都是靠权力欺行霸市，把本该属于小商人和国家税收的钱弄进自己的口袋。所以很多人虽然家里开着很多店铺，可是在鸦片战争后依然是顽固派。对他们来说，店铺和土地一样，承包出去，按时收钱就行了，他们需要研究的还是科举、做官，做更大的官，就能弄更多的店铺。
洋务派虽然也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可毕竟还是起到了创办产业的作用，在国家毫无工业基础的时候，不得不用这些人。而这些传统的经商官员只不过是趴在已有产业上吸血而已，就是寄生虫。
顺朝当然不敢解决官员是寄生虫的问题，否则非让寄生虫解决了不可。但是，顺朝的开国勋贵还是不太放得开手脚，没有像清朝的王公那样一入关就急着开当铺、放高利贷。他们见识过这些东西对王朝的根基破坏多大，而且刚刚把上一波寄生虫亲手送走。就算他们也要转变为寄生虫了，思维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转的，还存留着一些理智。毕竟，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才几年啊，忘啦？
所以，他们尝试着从一些不触及小农经济根本的地方入手。比如说东西两洋贸易，能驾船去长崎、马尼拉、巴达维亚的，或者在广州给欧洲人供货的，那能是普通的“民”吗，争他们的利，争了也就争了。再比如矿山，这东西牵涉的问题非常多，本来就是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暴力支撑就开不起来的。还有一些大型的手工工场，虽然说也冲击家庭手工业，但是毕竟比不了蒸汽时代的工厂，没那么厉害，主要冲击的还是传统行会。行会在欧洲算个势力，但是以顺朝工商业者的实力，他们真不算啥。
等到第二代，顺朝的统治者也就和之前历朝历代没多大区别了，寄生虫该当还得当，但是毕竟有了一点不一样，一小部分皇商，还是要通过经营而非垄断来扩大利润的。就像矿山，所有矿山都有官僚背景，那和大家都没背景也没啥区别了，还是要讲究些经营策略的。在鸦片战争之前，甚至就有一些矿山开始用法国进口的蒸汽抽水机了，只不过因为人力资源太便宜，用蒸汽机的利润并不高，没有普及开。在大部分情况下，得是矿工为了拒绝大半个身子泡在污水里而暴动，矿主才被迫接受蒸汽抽水机。
再加上顺朝比清朝少四十年破坏，又拿到了日本、朝鲜、安南的全面开放市场，商品经济更繁荣，手工工场更多，有了这样的基础，顺朝的洋务派的产生也就比清朝早了二十年。不光德明帝要搞工厂来对抗洋纱，其他官僚也看到了商机，想要跟进。
德明帝觉得这样有些冒险，但是他作为皇帝，权力再无限也需要执行者，不让这些个洋务派官员捞到好处，谁吃饱了撑的为皇帝办事？当然是能糊弄就糊弄。再者，各地的军械局预计在十年的时间内都要迭代更新，需要的资金是很大的，都靠朝廷拨款的话，会导致财政紧张，有必要通过兴办企业的利润来补足军工产业的资金缺口。
因此，不久前，德明帝决定批准兴办地方实业。
挑头搞地方实业的，就是李天悦，他在广州打算再办一个缫丝厂，广东的地方官府出一部分股本，李天悦亲信们入股一部分，再公开募股一部分。
生丝一直是顺朝出口的顶梁柱。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太平天国时期，虽然英国人因为太平天国厉行禁烟而敌视太平军，但是在欧洲流行家蚕微孢子虫病的背景下也架不住商人为了利润从太平军这里运走生丝。自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生丝出口逐年增长，直到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清军的破坏使得江南生丝出口量直接腰斩，1864年的出口量不到1863年的一半。不久，日本明治维新，日本生丝产业迅速发展。但即便如此，日本生丝出口量也得到20世纪初才超过清朝。
顺朝自是不用担心日本的问题，日本现在不用大顺扶贫就不错了。像李天安、李天悦兄弟这样的“地主阶级进步派”，在商定《杭州条约》的条款时就在琢磨：英国人要逼国朝开口通商，那就来呗，看看到底他娘的是谁倾销谁。这帮洋人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除了鸦片，他们还能卖什么？
现在可不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时代，而是除英国外，其他各国工业革命起步不久的时代。鸦片战争中英国海军的主力还是风帆战舰，俄罗斯的第一条铁路六年前才通车，人类的第一封电报还要两年后才拍出。光是在修铁路这件事上，顺朝就已经抢在了瑞士、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前面。所以，这个世界的洋务运动，也就没有詹天佑、茅以升他们这样壮怀激烈的人物，没有千篇一律的“中国人一百年也搞不出XXX”的故事，整得外国工程师像是统一培训过话术一样。
顺朝的洋务运动，反而充斥着唯利是图的冒险家。有的像花良臣这样，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有的像李天悦这样，靠洋务当政绩；有的像善化县典史那样，只想找个投资方向；有的则像潘如在这样，就是投机者，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资本，想靠做掮客捞一笔，甚至一飞冲天。
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救亡图存，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倒像是当年的伊莎贝拉女王和哥伦布。他们对于洋务运动对国家、对历史的作用毫不关心，只关心能给自己带来多少权力和金钱。
这帮人的格调当然是很低的，肯定比不了叶企孙、赵九章、姚桐斌，比不了卢作孚、李烛尘。然而，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固然悲壮，但最好还是别悲壮。最好还是这国好好的，用不着谁来救。你们该捞钱就捞，该玩权力的游戏就玩，只要头顶没有洋人的飞机来炸，我们老百姓踏踏实实当工具，你们记着工具用坏了会扎手，省着点用就行。
嘉靖年间的明军引进鸟铳、佛郎机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在救国吗？显然不会，就连天启年间徐光启引进红夷大炮、斑鸠铳的时候，都不信大明要完。现在的大顺也是一样，就算是“进步派”，想的也是借着富国强兵捞钱捞权。
顺朝统治者的重点，还是在他们的根基小农经济上，办机器织布厂的计划根本没人敢提，“夺小农生计”这个理由压倒一切，所以李天悦申请的项目是缫丝厂。
这东西当然也冲击家庭手工业，在一些“蚕乡”，几乎家家有丝车，办缫丝厂肯定夺他们的生计。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广州最早办缫丝厂时，乡绅的反应是这样的：
每偈约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无论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统计江浦一带共有机器一十一座，应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敌十较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夫以十一家殷商之利而失万家贫户之资生，我国家民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随即到各店永不复开结状，勒将前项机器依限自行变价，以示持平。惟从前之牟利情尚可原，日后之效尤弊当用杜，应请批示立案，以塞祸源。
说到底其实还是钱的事，广州附近的很多乡绅掌握着手工土丝的流通渠道，即便是皇商开的洋货行，也得从他们手中进货才能卖给洋人。一旦办了缫丝厂，就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而且工人进入工厂之后也脱离了宗族控制。
李天悦想出的办法，与李西平那个世界的陈启沅也差不多，让广州的地头蛇入股，给乡绅让利。而且他还有陈启沅做梦都没有的优势：老子是公爵，你有本事来砸了我的厂子？不敢砸，我的厂子就挣钱，跟我一起干的，跟着喝汤，不跟着我的，只能蹦着高地骂街，拿我没办法。
普通商人要办缫丝厂，得面对各种苛捐杂税，桑捐、茧捐、蛹捐、过节捐……有的是衙门收的，有的干脆就是当地的乡绅自己收的，可谁敢到李天悦的产业来勒索？还有地租和用水问题。如果是普通人租地办厂，当地乡绅敢直接开口要40%的毛利作为租金，那厂子还办个六啊。李天悦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给你租金是给你脸，惹急了我，听没听说过“勋贵的土地兼并”？抢水的问题也好办，实在不行械斗呗，他是闽粤总督，直接从广东权将军的标营里拉出部队来，换上便装去械斗，看谁打得过他们。
李天悦真正害怕的是老百姓。乡绅好对付，老百姓真打不过。
所以，他不得不设了一个名为“蚕桑会”的机构，先用自己的私产垫钱，以后再逐步用工厂的利润补贴。
这个蚕桑会主要负责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对蚕农发放低息贷款，改进蚕桑技术，让蚕农在退出加工行业，单纯变成原材料生产者之后，不至于生活水平暴跌，也能增加工厂可以收购到的原材料数量。
第二，建一所蚕桑学堂，招收蚕农子弟入学，既是为了工厂以后的人才储备，也是争取更多同盟军。
第三，修建水利设施，既保证工厂用水，也要做一些改善周边农业灌溉的事情，以争取周边农民支持。
第四，办善堂，舍粥，收养弃婴。既可以沽名钓誉，争取农民，同时从长远上来看，弃婴养大了就是童工。雇现成的童工，虽然工资比需要养家糊口的成年人低得多，但是怎么也得给他们的父母一点钱，而善堂养大的小女孩当童工，真的可以除了保证她们必要的生存所需外什么都不给，还能宣称是做善事，让人挑不出毛病。将来让她们出家做修女，而修女也得用劳动换吃的，可以困在纺车上压榨一辈子。
虽说李天悦也是挺虚伪贪婪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时代还真得把他算成进步派。被李天悦和他的子孙剥削一辈子，榨干所有剩余价值固然悲惨，可至少没有生下来就摁进水盆淹死悲惨。李天悦作为一个理智的统治者，最擅长这种薅羊毛还让羊不知道喊疼的伎俩，一面发财，一面被捧成“万家生佛”“国家栋梁”，岂不是比做恶霸强多了。普通的投资者没法等到弃婴养大再产生利润，但是李天悦是世袭贵族，可以做长线投资。
朝廷之所以支持办缫丝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不论顺朝还是清朝，广州都是一个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城市，因此需要大量的燃料。珠三角地区人口稠密，很早就出现了燃料短缺，因此，珠三角的商人就在广西梧州设立了商栈，收购广西的柴炭，经水路贩运到广州。
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广州的贸易大量转移到其他口岸，带来了广州经济的不景气，燃料的需求量下降。所以，广西那边收购柴炭的需求就减少了。
这样一来，广西的烧炭工人生活就越来越艰难。这时，有个叫冯云山的人来到了广西的紫荆山，认识了烧炭的杨秀清和萧朝贵，还有往矿区贩炭的石达开。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
与吃个鸡蛋都能被忽悠的道光不同，顺朝这帮兴于农民起义，也最畏惧农民起义的镇压农民的专家，早早地预见到了广州商路萎缩造成的影响。不过，主要还是要归功于粤北起义，给他们提了醒：广州贸易的辐射范围可不止粤北，别处也会受到影响。
经过一番分析，广西的烧炭工被认定为最不稳定的群体，再加上梧州刚刚发生了罢工，这样一来，广州缫丝厂的创办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缫丝工业消耗的燃料，能为烧炭工和梧州的码头工人提供就业，只要炭还卖得出去，他们就不至于造反。要是不办缫丝厂的话，朝廷上哪找冤大头买这么多炭。
既然开了这个口子，那肯定就不止广州一处的官府有这个想法，楚赣总督贺碧锋也申请在武昌建厂。
顺朝的楚赣总督驻地在武昌，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这三省以长江贯通，汉江、湘江、赣江这三大支流连接襄京、湘南、赣南这三处世兵集中地，是顺朝在南方统治的核心区，楚赣总督的任务就是协调三省的工作，保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在这次顺朝的军事改革中，海军方面，重要性排在第一的不是保卫海疆的战舰，而是楚赣总督麾下巡江舰队使用的小火轮，可见在这方面德明帝还是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的。虽然他自以为能代表中国，不会被臣民推翻，但他也清楚再名正言顺的皇帝治下也得有农民起义，先保证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再琢磨打英国人，这个次序不能错。
贺碧锋也是勋贵，爵封绛侯，他的祖先是明末农民军革左五营之一的左金王贺锦，后来加盟闯军，在平定青海时战死，子孙世袭绛侯之位。
在做总督之前，贺碧锋没有太多政务经验，但是德明帝对于他的能力还算比较放心。贺碧锋本来轮不到袭爵，他是家中的次子，十几岁就被派去管家里的生意。他们家在陕北挖石油，这个时代也没什么提炼技术，直接拿石油作为照明燃料。
贺碧锋的哥哥没生出儿子，按顺朝的规矩，本来应该过继贺碧锋的儿子为嗣，但是贺碧锋也只有一个儿子，所以哥哥去世后就由贺碧锋袭爵了。贺碧锋在理家中生意的时候，表现还不错，所以德明帝先让他督办京西煤矿，试了两年，觉得不错，后来就让他出任楚赣总督。
这一次，贺碧锋打算办三个工厂：纺纱厂、缫丝厂、制麻厂。总计募股一百四十万两。从地理区位来说，武汉三镇作为九省通衢，附近物产又丰富，办这些工厂是没问题的。
棉纱和麻布，基本上是供应长江沿线市场的，而生丝明显是针对出口的，这显然不是单纯的商业问题，而是贺碧锋和江宁总督刘继常之间的博弈。
刘继常当然不敢在安庆加个税关拦江收税，那就成公然造反了，但是在松江海关，很可能会使绊子，之前贩棉花的黄帮商人就试图东进，和江南商人发生过冲突。不过，刘继常到底和江南商业关联多深，会不会像贺碧锋这样出力行办商业，还不得而知。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提出过办民用洋务企业，只是在搞江宁军械局。
黄帮最有力的对手是洞庭商帮，不是洞庭湖的洞庭，而是太湖中的东西洞庭山。黄帮和洞庭帮在这个世界都有了与李西平那个世界不同的特征。
黄帮依托了黄安、麻城一带世兵在官场上的势力，大别山奴仆起义军有很多跟着张献忠入川，这为黄帮“西征”打开了大门，在重庆，黄帮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
而洞庭帮则依托了当年的“太湖水盗”，其实也是不堪压迫逃亡的奴仆，这些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抗清直到三藩之乱后的人，当年接应顺军下江南，有的做官了，而有的则从水贼变成了漕帮，做起了漕粮海运的生意。
说起漕粮海运，最有名的自然是明末的沈廷扬。当初崇祯尝试漕粮海运，就是让沈廷扬来办的。在这个世界，弘光朝廷“借虏平寇”，和清朝达成海上之盟，让沈廷扬以接济吴三桂的名义去给清军送粮食。沈廷扬觉得这太他妈扯淡，好好的粮食，就算喂狗也不能给吴三桂，于是走到半路就把粮食扔给了刘泽清，回来报告说自己被刘泽清打劫了。反正弘光这个皇帝是江北四镇拥立的，弘光惹不起他们。
后来顺军南下，弘光朝廷土崩瓦解。沈廷扬在李西平的世界能抗清殉明，但是在这个世界觉得抗顺殉明实在不值。沈廷扬献崇明岛降顺，之后便与太湖水盗一起向北方前线输送军粮，因此顺朝迁徙江南豪绅的时候也没有动沈家，时至今日，沈家还是江南的顶级豪绅，在崇明号称“沈半城”。
这批漕粮商后来又涉足对日贸易，在松江码头上财力雄厚，又有官府的门路，因此成为了长江下游最大的商帮。随着上海开埠，很多势力都盯上了这块地盘。和他们出身相近的黄帮，就是最大的一条强龙，看起来，接下来是要有一场恶斗了。
黄帮和洞庭帮如何争斗，李西平自然是不管的，他关心的是，武昌要办纺纱厂，棉花的来源该怎么解决呢？麻城的很多地方是棉麦两熟和稻棉并收，虽然按李西平在原来世界的标准来看，产量挺低的，但是在这个世界已经相当可观。
尤其是李西平了解到，麻城最大的土豪凌思源的地盘上，就种植着大量的棉花，凌思源强迫农民种植棉花以抵地租，兑换价格连市价的一半都不到。
如果县衙解决了凌家，即便废除强迫种植的制度，还会有不少农民出于惯性种棉。那么为了保证凌家统治区的安定，就得保证棉花的销路才行。凌思源原本的销路不一定是什么正经渠道，李西平觉得应该有一个稳定的渠道，如果武昌要办纺纱厂，能给他们供货，那最好不过。
当然，李西平也得解决解决自己的个人收入问题，做县丞，尤其是管治安的县丞，想弄油水可以有很多渠道，可是在现在的麻城，这么做可有点危险，还是别弄灰色收入，弄点白的吧。
投资洋务企业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虽说洋务企业难免官权过大、腐败低效的问题，不过顺朝的这些民用的洋务企业与军功不同，一开始就是商人来经营，官僚只负责大方向，应该比清朝的情况要好一些。而且李西平又没什么钱，武昌这三个新办工厂的股份一百两银子一股，他也就买得起一股，他是靠麻城的原材料供应来和工厂合作，只要工厂把棉花收了就行，能不能盈利就不关李西平的事了。
但是，就潘如在和陈思舜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武昌这边对于建工厂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潘如在看了看陈思舜和齐德隆：“胆小不得将军做，二位，敢不敢跟我来把大的？”
齐德隆本身就是个投机掮客，陈思舜更是能从南非坐英国军舰回国的狠人，有什么不敢的，而且他们也都熟悉潘如在，这家伙敢干的事情，肯定没有生命危险。
见二人都点了头，潘如在说：“我们三个人，去诈一诈楚赣总督。”
第九十章 麻城棉
陈思舜刚要把手里的银币递出去，潘如在拦住了他，从袖中取出纸包着的五两银子，递了过去：“赶紧找你们管事的师爷，这是要紧公事。”
总督府的门房笑逐颜开：“三位先生请稍待，小人这就通禀。”
门房走了，陈思舜低声说：“这么个看门狗传句话，就要我们一个月的薪俸？”潘如在说：“那不然呢？你知道他为了当这个看门狗花了多少钱？天下没有花钱的不是。你给他一两，他也能把事办了，可会不会踏实办就不一定了，指不定找来什么人；拿五两，他通禀的肯定是排在两三名的大师爷。咱们是做大生意的，别这么小家子气。再说了，小鬼难缠，阎王好见，他要是找来个普通小师爷，还得找我们要钱，大师爷就不会了，总督的大师爷，是个举人都很正常，当师爷是为了以后做官，就算要钱，也得从棉花棉纱上弄大钱，不会冲我们这种小角色开口的。”
很快门房就回来了，把潘如在、陈思舜、齐德隆三人请了进去，左拐右绕，来到一处独立的小院。潘如在说的没错，从院落规格来看，显然是总督府中高级幕僚的住处。
小院里的这位师爷，正如潘如在所说，是个举人。此人是西京人氏，姓曾，名国藩。
曾国藩的家族是汉代的曾据之后，新莽之时从长安出逃，叫上山东嘉祥老家的亲戚，举家南避江西，后来广泛分布于赣南、湘南一带。
曾国藩这一支，明亡之际居住在衡阳，张献忠来的时候，他们觉得情况不明，在张献忠征辟名士、开科举的时候没敢出头，不过对西营也很恭顺。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对的，西营果然走了。
后来顺朝来了，曾家觉得这回不会有别的意外，大明朝廷彻底完了，满清鞑子打山海关也没打下来，显然就是大顺李家坐天下了。
李家倒是没意外，可他们曾家有意外。没想到大顺这复汉唐雄风，居然直接连迁茂陵令都复了，迁徙天下缙绅豪强充实关中，曾家也在其列。曾家大呼冤枉，我们怎么能算豪强呢？
但是，迁豪强这种事，申诉是没有半点用处的。你要是有办法直接申诉到朝廷去，那不正好证明了你是手眼通天的大豪强；你要是没本事申诉，那还不是衙门说你是什么你就得是什么。
不能因为曾国藩不是个东西就歧视他祖先，这个时候的曾家确实冤枉，他们家没有明朝的科名，只是个小地主，出身比牛金星还低，按照大顺朝廷的政策，本来应该是团结的对象才对。
政策要是都能一点不差地执行，那现在应该还是人人守礼的三代之治才对。顺朝的追赃助饷、均田免粮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打击过滥。哪怕是在陕西老家，都有很多地方出现了地方官尽可能地多追赃，借机中饱私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