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广陵清楚，关东是有一些强大的悍匪的，这些人不单纯是打家劫舍之辈，往往有金矿、林场、参园之类的产业作为依托，手下养着的人马战斗力不见得亚于官军。可是这一路上，这种巨匪一直没有出现，碰上的都是土匪毛贼，临时聚拢起来，虽然里面有些好手，却没有组织纪律性，长淮镖局的人马有统一指挥，即便是萧广陵这样临时聘来的人，也和他们多次合作过，打这样的土匪还是不在话下的。
不过，镖师们的伤亡也不小。这一路上，有十七人战死，八人因为负伤被留在沿途的店里。萧广陵也死了一个师弟，当时悲痛，过后渐渐也就看得淡了，江湖人物，做的就是刀头舔血的生意，这年头哪行活着容易？太平年月也年年饿死人，像摩云金翅门这样，能在京城维持小康之家的生活水平，隔几年才死一个人，已经是让许多穷人艳羡不已的生活了。
现在到了伯力，谜底终于该揭晓了，看看他们一路拼命保护过来的那十辆马车里的货物是什么，就知道此行的真正目的了。
马车在上冰面时改装成了雪橇，崔哲宇和邬崇仁指挥镖师把其中五辆雪橇上的货卸了下来。反正这些镖师一个冬天都待在伯力城里不能走，所以来接货的伯力的官员和几个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也根本不怕有人泄密，当着邬崇仁、萧广陵这几个镖师首领的面就开箱验货。
第一辆雪橇上的货都是关内的高级丝绸，这在关外是硬通货，用来换取毛皮、人参、黄金，获利丰厚。
第二辆雪橇上的货，全都是没开封的崭新步枪，看标记是京师军械局的产品。山海关以东只有沈阳有军械局，只能生产火绳枪，燧发枪得京师军械局才能产。
第三辆雪橇上的东西当然就是子弹。
第四辆雪橇上的东西，就让萧广陵震惊了纸票子。
这些纸票子是皇家的印刷局印制的，制作很精良，不过现在它们还是废纸。但是，只要盖上伯力节度使的印章，它们就成了可以流通的钱。
黑龙江流域位置较偏，货币不足始终是个问题。贵金属矿倒是有，但是铸币权朝廷肯定是不给的。所以，和本地土司交易的时候，还经常需要以货易货。
萧广陵在京城也见过类似的纸钞，京西煤矿会发行这样的纸钞，仅限在矿区使用。这批纸钞的思路似乎也差不多，上面印着“伯力金票”字样，用小字标明仅限在伯力地区使用。
隔壁院子还有一支商队在卸货，他们运输的都是普通货物，有茶叶、药材、丝绸布匹、衣服鞋帽、针头线脑、锅碗瓢盆、食盐白糖、锄头镰刀、锛凿斧锯等等，不过量大得惊人，远超普通商队的运输量。
再看看这些纸钞的面额，就可以明白了，面额最大的相当于一两银子，面额最小的相当于一文钱。这不是为大宗交易准备的，而是为日常流通准备的。只要这些纸票子在伯力城里的商店能买得到盐、棉布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它就不仅仅是纸了，老百姓会相信它是钱。
虽说这手段很粗糙，但是和那些滥发纸币，管杀不管埋的政权比起来，大顺朝廷还能想起准备个杂货铺来维护纸币的信誉，算得上很良心了。
第五辆雪橇上的东西，则是一些书籍、图纸，测量仪器，不知道是要派什么用场。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萧广陵能参与的了。那些身份不明的人中有一个看完了货物，直接从后门出了院，走过两条巷子，就是伯力节度使的私宅。
理论上，伯力节度使和库页节度使一样，都该由武官充任。但是顺朝的武官不见得是带兵打仗的，伯力节度使单立仁和库页节度使戚海洲一样，都只是读过军学，考了武举，却没有做过一天军官。
单立仁和戚海洲一样，都是出身于中不溜的家庭，祖上不是世兵就是胥吏，考中武举之后，没本事进一步考进士，到边塞偏远之地做小官，一步步苦熬上来，做到节度使，就算是快要熬出头了，只要节度使干得好，就能平调到内地做官了。毕竟内地官场是科举文官的传统地盘，资历太浅的人是不能随便往里面插的。
来到伯力的皇帝特使姓陀，也是一个都尉，与隶属于孩儿军的票都尉不同，他隶属于龙衣卫，孩儿军负责的是勋贵和军队，龙衣卫负责的是百官，对于伯力的定位，皇帝已经不觉得这里是前线了。
双方分宾主落座，陀都尉拱手道：“恭喜单大人高升。”单立仁满脸喜气：“不敢当，不敢当，俱是皇恩浩荡，信用提拔。”
就在不久前，单立仁接到了通知：伯力节度使要撤销了。
对于节度使本人来说，单位撤销了并不是什么坏事。他是不会下岗的，朝廷肯定另有任用。
顺朝在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分得很碎，这是当年边疆战争的军事需求导致的，之后就一直这么凑合了下来，但是随着边境的稳定，这些区划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了。
就拿“天下最倒霉的节度使”阿里节度使来说，他是顺朝辖区面积最大的节度使，却是管辖人口最少的节度使，辖区内有大片的无人荒原，当初设这个节度使，就是因为大策凌敦多布偷袭拉萨，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就在西藏北部安排了这么个看门的活计，其实早该撤销了。只不过一涉及人事变动，就会有一大堆的麻烦事，结果就这么凑合到了现在。
这一次，接着鸦片战争失败的机会，德明帝决定“整顿边疆，厘清边防体系”。而且随着边疆人口的增加，原本以军事为主的管理方式确实需要改了，后面德明帝还有将内地饥民送往东北的计划，未来东北的民政工作会比军事工作更重要。俄国被赶出太平洋，日本又成了藩属，东北地区的军事压力已经不大了。
于是，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开始了。
德明帝年纪大了，实在懒得去热河，而且蒙古早已臣服，热河的军事价值已经不重要了，撤销热河节度使，改设热河府，归直隶管辖。
建州节度使、卓索图节度使和昭乌达节度使并入辽宁节度使；哈尔滨节度使、宁安节度使、伯力节度使、库页节度使和哲里木节度使并入吉林节度使；齐齐哈尔节度使、呼伦贝尔节度使和布里亚特节度使并入瑷珲节度使。辽宁之前已经设了统会使和按察使，现在吉林和瑷珲也设统会使和按察使，一应规章制度都比照内地。
锡林郭勒节度使、察哈尔节度使、乌兰察布节度使和伊克昭节度使并入呼和浩特节度使，同样设统会使和按察使，等同于内地一省。
漠南蒙古此时的生产方式早已是农牧矿结合，王公贵族被拆得稀碎，朝廷势力早已深入，直接按内地省份管辖不成问题。在德明帝执政前期，打完浩罕之役后，已经在赎买一些蒙古贵族的土地改为州县。因为顺朝始终不让汉人商贩在蒙古地区放贷，特意扶植了许多蒙古奸商，蒙古老百姓觉得改成朝廷直辖日子还能好过些。
虽然也有农民垦荒导致的矛盾，但由于顺朝不像清朝那样对蒙古人百般限制，此时已经有很多蒙古人转为农民了，在农民和牧民的冲突中，净是在本地树大根深的蒙古农民带头冲锋陷阵，农牧矛盾变不成民族矛盾。而蒙古贵族在顺朝二百年的管制下早就没有任何斗志，拿了钱去京城享福还觉得挺美的。而且他们还保留了在昔日领地中那些商号的股份，将来这些商号盘剥老百姓，还要打他们的旗号。
在西边，阿拉善节度使、额济纳节度使、安西节度使、和硕特节度使、安多节度使都并入甘肃节度使，西康节度使并入四川节度使。和平了这么长时间，在内地早就不需要这么多军管了。但是在边境地带，还是要有所不同。
拉萨、日喀则、昌都、阿里、列城五节度使撤销，但不设省，由拉萨总督统管。
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塔城、伊犁、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和田九节度使撤销，连同浩罕事务，由伊犁总督统管。
车臣、土谢图、三音诺颜、扎萨克图、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六节度使撤销，由库伦总督统管。
顺朝最关心的始终还是蒙古问题，东南沿海仗打得虽然不咋地，但德明帝也不认为英国人能真正威胁自己的统治。蒙古人虽然弱小，可是现在已经有蒙古穷人联合汉人的农民起义了。
拿不到蒙古高原的蒙古算什么蒙古，拿不到伊犁的蒙古发展不起农业和手工业，拿不到青藏高原的蒙古在宗教上受制于人。库伦总督负责蒙古的地理根基，伊犁总督负责蒙古的物质根基，拉萨总督负责蒙古的宗教根基，只要这三大总督不全崩，蒙古问题就不至于彻底崩坏。
以往顺朝的总督都是临时设置的，但是在这次行政区划调整中，边疆的三个总督衙门变成了真正的地方最高管理机关，有专门的衙门和下属各级官员，总揽这三个地区的军政大权。在总督人选的选择上，原本的伊犁总督何友华，还有新设的库伦总督和拉萨总督，全都是科举文官出身。库伦总督是原来的甘肃节度使，拉萨总督是原来的四川节度使。
按照惯例，文武官员及宗室、勋贵有爵者皆可出任总督。一般来说，顺朝皇帝考虑人事任命的时候，都是在这四种人中各挑一两个，实现平衡。边疆的总督，本来是勋贵、武将占优势的官职，鸦片战争前夕，顺朝有四个总督，伊犁总督李盛济是宗室，江宁总督刘继常、楚赣总督贺碧锋是勋贵，还有个漕运总督是文官。现在一口气提拔三个边疆总督，全由文官担任，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德明帝也没办法，二百年的王朝，能独当一面的大将是真不好找。
勋贵养尊处优这么久，废柴化是难免的，出任水师总督的李玉树已经算难得的有点本事的了，贺碧锋、刘继常这些人，用于内地还成，管不了边防。宗室之中，唯有李盛济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属于撞大运碰上的，李天悦的能力不算差，但也不是能处理边疆复杂事物的大才。
至于武将，和平年代久了也难免退化，德明帝只能从跟着自己打过浩罕的人中挑人。祝勤贻、王三槐、白治生三人还不错，但只是将才而非帅才，对民政工作也根本玩不转，再说京营里总得留几个能打的，不能把好的都派出去，废物全留在中枢。窦衍章的能力原本是足够的，但他一死，顺朝是真没有可用的大将了。
把手下这几块料数了一圈，德明帝觉得，还真就得用科举文官管边事。选那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当过封疆大吏，和农民军或者土司打过治安战的，虽然不指望这样的人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但他们的能力全面，各个方面都不算外行，能镇住场子，保证不出乱子。现在顺朝正是多事之秋，改革才刚刚开了一个头，德明帝估计，以自己的寿命，一辈子都忙活内政也多半不够用，在边疆不出意外的话是不会再有打仗的计划的，一切以不出事为第一要务。
单立仁没有如愿调到内地去，伯力节度使撤销后，设伯力府，管辖伯力、古室、忽汗、庙街四县，还是由单立仁担任府尹。单立仁对此也很满意，伯力节度使是五品官，而府尹是四品，他这还升官了。
顺朝的地名命名方式相当随意，基本上是沿用当地人的称呼。“伯力”是本地人语言中“豌豆”的意思；“古室”是意译的，这座城在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处，赫哲人称此地为“拉哈苏苏”，意为“古老的房屋”；“忽汗”是因为位于忽儿海河与松花江的交汇处，忽儿海河就是李西平那个世界的牡丹江，在唐朝叫作忽汗河；只有“庙街”是个汉语名字，因为靠近明代修建的永宁寺而得名。
顺朝的地名一开始也瞎改，比如说把延安府改成天保府，但后来随着疆域扩大，改不过来了，就开始以尽量不割断历史联系为原则，不会瞎改名字。
比如说呼和浩特，明朝管这里叫“归化城”，顺朝认为这个名字太傲慢，也叫“三娘子城”，又不够正式。“呼和浩特”这个名字翻译成汉语应该是青城，可青城山名气太大，在塞北弄个青城节度使也不合适。索性干脆就还叫呼和浩特得了，简称就叫呼城。
陀都尉说回了正题：“圣上此番交代了四件事。第一件就是毛皮贸易之事。从今往后，毛皮贸易概不由皇商垄断，还利于民，许自由贸易。”单立仁连忙向西南拱手：“圣上体恤百姓，皇恩浩荡。”
其实就是因为东北的毛皮动物数量已经太少了，聚敛成本已经快要赶上利润了。而且在不久前，人工养貂的试验成功了，从此之后，可以通过养殖量产毛皮，猎人打猎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很快就会被淘汰，所以可以放深山老林中的小动物们一马了。
单立仁说：“如此一来，毛皮走私之事也可禁绝了。”
为什么皇商管控的时候走私猖獗，现在放开不管了反而能禁绝走私呢？因为东北地区毛皮走私的大头是阿拉斯加毛皮，之前之所以走私，是因为阿拉斯加公司的船到了天津之后，要给天津海关交一大笔关税。
皇帝是最大股东的企业，居然要给海关缴税，也是奇事一件，但是这笔海关税收一部分上缴户部，一部分应付直隶地区的地方开支，多一些人分钱，能有效地减小皇帝垄断毛皮、金矿这些暴利生意的阻力。
就算是皇帝，虽然有近乎无限的权威，但权威用多了也会损耗，该贿赂的时候还是要贿赂，尽量多争取盟友。最起码天津码头的工人是欢迎阿拉斯加公司的，因为他们的口粮补贴、义学和义诊的费用、红白事公益金，阿拉斯加公司交的税占了其中一半。那些大粮商也出了一部分，以求天津码头工人在罢工的时候手下留情，别让他们的运来的粮食烂在船上，更别直接抢米。
一开始他们也没有这种自觉性，但是被工人教训几次就明白了。要是在云南哪个偏远山区的矿山里，工人和官军可能就直接摆开枪炮对轰了，但是天津是天子家门口的码头，地方官不敢轻易闹出事端。大顺皇帝要的和水蛭大人卢斯伯顿差不多，“和谐的土地，安静的人民”，你们私下里怎么无恶不作皇上不管，但别拿到明面上打皇上的脸。
工人挣的工钱只能勉强买到自己的口粮，养不活家人，所以去抢劫粮行，甚至冲击漕粮大仓，犯法吗？要是不犯法，那朝廷就没法干了。可要是犯法，按儒家的伦理道德又解释不了，但凡是个要点脸的儒，谁能从圣人教诲中推导出“工人应该满足于自己的温饱，不要妄想娶老婆生孩子”？
而且如果把罪名全推给工人，那很容易就能推导出“李自成是欠债不还的老赖，艾老爷打死他天经地义”。
所以，就算是皇商，在天津码头也只敢做到暗杀工人领袖、雇佣流氓混混殴打工人这种程度。出动军队镇压工人的事情不要想，漕运总督不会做出任何妨碍皇上假装不知情的“圣德”形象的事情。
以工人的战斗力，除了军队他们怕谁啊。顺高宗年间，有一个工人中的带头大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打成重伤。工人当然调查不出是谁干的，也懒得调查，凡是和他们有过矛盾的地痞流氓，挨个打一遍，一连打砸了二十三个“锅伙”，也就是混混的据点。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天津街上没人敢趿拉着鞋走路，没人敢歪戴帽子，生怕被工人当成流氓。连事不关己的天津士大夫都拍手叫好，称天津“风气正矣”。
但是当工人要求漕粮大仓出售一部分粮食，平抑天津粮价，他们就乐不出来了，天津的缙绅很多在城外都有庄园，是天津的粮食供应商，当然不希望粮价下跌。
直接打又打不过工人，所以地主和皇商各显其能，有收买工人领袖的，又设法勾引工人领袖赌博嫖娼的，有做各种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的，有以抢劫、盗窃等普通罪名请官府介入的。而工人的手段当然也与时俱进，组织越来越严密，搞掉几个工人领袖，换上来的更加“刁猾”。
天津郊外的农民也是局中人，自耕农要卖粮，而进城务工的码头工人又大部分都是附近农民的亲戚，而且还有不少农民是农忙在家种地，农闲进城打工。
最后官府实在看不下去了，漕运总督出面，告诉士农工商四方，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坐下来谈谈吧，别闹了。
最终的结果是，漕运大仓会在天津平价出售苞米面和高粱米，至少别把工人的老婆孩子饿死，但不会出售米麦，让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不受重大损失。粮价过高时，码头方面要给予工人粮食补贴。从这个角度来看，顺朝初年的大改革还是很有意义的，加强了政权的控制力，官府竟然能在正常税收之外掌握粗粮的运销，即便是在天津这样的大码头，也是之前的王朝难以做到的。
码头工人行会正式成了合法组织，请一个退休乡绅给他们写了匾。用海关税收、绅商捐助和工人集资三种手段，建立一笔公益金，用于救济失业、患病、衰老工人，供工人子弟读书，赞助婚丧礼仪。
当然，斗争还会继续，而且进一步发展出了工人行会的封建化、工人和行会的斗争、失业工人加入“锅伙”、不同地区商帮的斗争、地主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阻挠等等问题，天津街头三天一小打，十天一大打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甚至为了解决械斗死伤太多的高成本问题，发展出了自残斗狠的混混作风。但不管怎么说，天津还是磕磕绊绊地向前发展了。
但天津的发展和阿拉斯加公司没啥关系，公司对于自己还要缴税去负责天津码头工人的生计，甚至华北地区的水利工程，感到非常不满。
皇上觉得无所谓，反正都是他家的钱，左兜进右兜的事。在皇帝看来，用阿拉斯加公司上缴的关税维护华北的稳定，是为了保障皇权，而阿拉斯加公司是靠皇权施与才获得了堪比一大国的土地，凭什么不交钱？而站在阿拉斯加公司的角度，皇权的施与已经是他们父辈祖辈的事情了。随着公司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多，现在他们凭借大量的华人和原住民人口，根本不担心会被英法美西等国吞并，俄国更是彻底离开了太平洋，所以他们只能看到皇帝不断向他们索取。
于是，一部分阿拉斯加公司的船避开了高关税的天津，从黑龙江、图们江等路线进入东北，通过贿赂一部分官员和皇商，改头换面成皇商的商品，逃避税收。
但是现在，皇商垄断已经撤除了，说是自由贸易，其实在山海关的陆码头和营口的水码头各有一处钞关，关外商品进关还是要收税的。因为顺朝在东北的开发比清朝快，所以辽河流域水土流失更严重，辽河三角洲扩展迅速，辽河口早就已经在营口了。过去皇商要从民间散户手中收购毛皮，不方便监管，而现在皇室只需要监管几家经营养殖场的大皇商，阿拉斯加公司的走私毛皮运到东北，没法混入皇商的合法商品中，难以躲避山海关和营口的关税，虽然山海关和营口的税率没有天津海关那么高，但走私需要成本，需要贿赂官员，要雇佣更多的人员，还要水路陆路来回转运，这样算下来，还不如直接在天津交关税呢。
德明帝很清楚，走私这种事，只靠抓是没有用的，抓毛皮走私，再严也严不过禁鸦片，可现在依然能时不时在湖南、江西抓到鸦片贩子，证明广东、福建的缉私始终有漏洞。
德明不是崇祯，不会因为节度使们办事不力就把他们全撤了，他清楚得从经济上解决问题。走私无利可图的时候，自然就没有走私了。鸦片贸易是没办法，想让鸦片走私无利可图，顺朝就得自己种鸦片。
其实德明帝也不是没想过这么干，但是学弟韩致常在鸦片战争前的最后一封上疏言犹在耳，韩致常称鸦片为“绝种类、覆天下之毒”，请德明帝务必不计一切代价支持魏元亮禁烟。德明帝虽然不是啥好人，但也没到做什么事良心都不受谴责的地步。
鸦片战争中，顺朝的宣传工作已经火力全开，和鸦片势不两立，如果朝廷暗中允许种鸦片的事被揭穿，对皇帝的威信将是重大损害。哪怕人口贸易这种黑生意被揭穿，好歹还能用“他们留在国内也得饿死”这种歪理来解释，但如果让人们发现皇帝是毒贩，按照德明帝自己之前的宣传口径，直接可以天下共击之了。所以，德明帝哪怕到了煤山上吊那一步，也不会选鸦片贸易这条路，上吊好歹还能给自己留点名声。
毛皮贸易则简单得多，只要将来国内养殖毛皮的产业成熟，整个阿拉斯加的毛皮贸易都可以停掉。
这么做当然有巨大的隐患，阿拉斯加和国内的贸易联系本来就不多，金银矿都是皇帝所有，公司只是负责开采，收一点分成，再把毛皮贸易停了，那些土生土长的阿拉斯加华人难免产生分离情绪。
不过德明帝并不在乎，照眼下的情形，毛皮贸易还有鲸油等产业再坚持二十年还是可以的。在这二十年中，有了蒸汽轮船，可以把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破产人口卖去美洲做劳工。
到那时，矿也挖得差不多了，阿拉斯加人若是对李家不满意，李家可以直接把自己的股权卖给他们，随他们的便吧。李家创立阿拉斯加公司已经百年，通过获取垄断利润、直接开采金银、安置退伍兵和流民等方式，盈利之丰厚早就多得无法计算，能坚持到现在早已是赚得够了。当年祖父创立阿拉斯加公司时，本来也没指望永远统治这块大洋彼岸的遥远土地。这只不过是李家投资的一个项目而已，挣不到钱弃掉，没什么可惜的。
陀都尉又讲了一下整编新的吉林水师，稽查沿海走私，以及防止外国渔船侵犯北海道渔场的问题，接着说道：“第二件事，就是伯力金矿之事了。”
自从征伐北清的过程中在瑷珲发现金矿，一直有人怀疑东北地区还有其他的金矿。虽然顺朝规定只有皇商才能开采矿山，但是只要这座金矿是你先发现的，皇帝可以允许你入股成为皇商，而且没有资本要求，你可以借钱入股。
找到了金矿，拿到了皇家的批文，还愁借不到钱吗？于是一批又一批人投入了在东北寻找金矿的浪潮中，开金矿既可以缓解顺朝贵金属不足的问题，又可以利用矿区经济的发展拉动人口向关外迁移，所以顺朝在政策上支持探矿。如果是在土司的土地上发现金矿，就拉土司入股一起开采，甚至不介意多给土司一些股份，反正土司有钱也花不到国外去，早晚得被内地商人用各种奢侈品套走。这次崔哲宇他们带来的那些高级丝绸，就是用来打点土司的。就连在宣传上，皇商出版的小说里也宣扬淘金发财的故事。
之前金矿勘探活动集中在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流域，这些年也扩展到下游了，就在今年，终于确定伯力和庙街都有具有开发价值的金矿。
皇上见了金子，比苍蝇见了屎还积极，招商开发的方案很快就做好了，而且德明帝还打算做一个新的尝试。
“第三件事，就是这些金票了，这件事尤其要紧，比毛皮和金矿更重要。每收一两黄金，允许发行一万五千文金票，五年之内，在伯力府废止旧币，全用纸币。”
德明帝搞得非常谨慎，只在伯力一地试行，而且一点都不敢超发货币，真的是有多少黄金就发多少纸钞。按照原本的制度，伯力的黄金也不能直接在本地作为货币流通，都要运到京城的金库变成金砖，皇室按照矿主该得的分成，送白银和铜钱来让他们发工资、支付各种费用。这种过程本来就已经频繁使用汇票，现在要在小额流通领域也改用纸币，老百姓倒是也不会太抵触。
因为离中枢太远，难免出现调控不及时的情况，虽然黑龙江流域产金，但货币不足在这里却是常事，铜钱的价值也不那么稳定，只要朝廷能认真维护纸币的信誉，纸币可以缴税，可以买到盐、铁、布，就算是有贬值，只要贬值速度稳定，老百姓也能接受。
德明帝久仰两个人的大名，一个长他四岁，名叫马何塞，一个小他一岁，名叫波西蒙。在李西平的世界，这两个人一般被称为圣马丁和玻利瓦尔。
德明元年，秘鲁独立，相比于秘鲁广袤的土地，不足二百万的人口显得太少。而且土地改革让秘鲁的底层获得了土地，所以很多苦力工作没人愿意做了。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也是一个很好的消费市场，农业基础好，矿业发达，消费人口多，还早就适应了殖民地经济，本国没什么工业，所以各种中国货在拉美的利润很高。
所以，秘鲁决定，通过墨西哥那边的地下渠道联系阿拉斯加公司，打通前往中国的航线。
大顺天子是不会随便和外国搞外交的，瓜亚基尔会晤后，圣马丁隐退，在德明五年抵达京城的是“秘鲁国主”玻利瓦尔的特使。秘鲁人在阿拉斯加公司的指点下，吸取了美国的教训，不说自己是共和国，强调玻利瓦尔的职务是终身的，只不过因为玻利瓦尔没有孩子，所以将来要“禅让”给国人推举出来的贤人。
如此一来，“共和制叛乱分子”就成了“尧舜之风”的典范了。德明帝看了玻利瓦尔的信，又了解了一下圣马丁和玻利瓦尔的政策，得知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在秘鲁搞奴隶解放运动，给底层穷人和印第安人分地，废除对印第安人的人头税，办教育，建设学校和博物馆。在他看来，这显然说明这个政权不是土匪军阀，是可以长久的，能打交道。
唯一让德明帝不理解的是，为啥玻利瓦尔又是秘鲁国主，又是哥伦比亚国主，又是玻利维亚国主。按照正常思路，难道不应该是称王开国，一统西属美洲吗？不过见多了欧洲的各种奇怪政权模式，德明帝也没放在心上。德明十年玻利瓦尔去世，德明帝还特意派人吊唁。
于是，秘鲁和顺朝的贸易开始了，运到秘鲁的不仅有茶叶、瓷器、生丝，最重要的“货物”是华工，跨越半个地球的航程让华工大批死亡，喂饱了太平洋里的鲨鱼。
但华工实在是太便宜了，秘鲁因为在美洲西海岸，离非洲远，奴隶贸易并不发达，奴隶数量少，价格高。玻利瓦尔解放奴隶时，秘鲁只有三千奴隶，奴隶价格高达每人350比索，也就是250两银子，在顺朝，这个价钱赶上灾年能买一个村的人。就算死亡率高达90%，人贩子都能赚到钱。
到了秘鲁，华工从事最多的工作就是挖鸟粪石，如果侥幸在合同期满后还没死，那么就能在秘鲁获得一小块贫瘠的荒地，继续当穷人。但是，人家矿主明知道你马上就要不归他管了，怎么会不往死了用你。能活着走出矿山当农民的少之又少。
德明帝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多余人口”送出去换外汇了；和劳工一起送去的商品养活了更多工匠，让工商业吸纳更多无地农民；换回来的金银投资台湾、北海道的种植园，生产更多水稻和小麦，供这些新增的非农人口食用；同时华工挖出的鸟粪石送回他们的家乡做肥料，养活更多农民；皇帝、朝廷、勋贵和皇商还从中赚到了钱，维护政权稳固的能力更强。
唯一利益受损的就是这些饱经苦难后客死异乡的华工，不过皇上肯定不在乎，国内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难道杀得少吗？不差这几个。
对于拉美的独立运动，德明帝没什么价值倾向，本来就是被西班牙强占的海外土地，独立就独立呗。他没把阿拉斯加放在心上，自然也不会觉得拉美独立运动是什么天大的事。但是从利益上来说，拉美独立运动导致的白银减产，就和德明帝有很大的关系了，世界范围内的白银价格上涨，对于银本位制度的顺朝有很大的影响。好在顺朝有阿拉斯加的金银矿，又开展了和拉美的直接贸易，而且早早锁定了银钱比价，所以扛住了这波震荡，没有出现巨大的银贵钱贱危机，但是也让德明帝愈发警觉。
拿破仑战争打击了西班牙，客观上促进了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进而造成白银减产，白银减产导致银价上涨，银价上涨导致欧洲国家可以用更少的银子从大顺换走更多的货物。而拿破仑战争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德明帝的眼界决定了他沿用明末农民起义的经验，把注意力放在了法国大革命前的面包危机上，把拿破仑当成欧洲的朱元璋，进一步认定维护小农经济、稳定农业生产才是统治国家的头等大事。
鸦片战争后，顺朝赔了英国六万块金砖，皇帝手上的贵金属储备严重不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六万块金砖其实并不都不真正的内帑存金。其中半数是本该拨付给阿拉斯加公司或其他皇商产业的经费，以及其他一些已经支付出去的款项，但是黄金在顺朝只用于特定项目的大额支付，不能在市面上直接流通，所以这些款项是以汇票形式支付的。
就拿新建的养貂厂来说，内帑出一部分投资，这笔钱要用于场地建设，皇帝不会真的派人把金子运过去，只会出一张汇票。东北这边的皇商，拿着汇票到吉林的皇商钱庄，兑出可以直接付给工人和供应商的银币。
钱庄的经营者，一般同时还经营粮食、布匹、茶叶、食盐之类的大宗商品。就拿盐商来说，吉林吃的盐，来自辽宁盖州、复州等地的盐场。吉林的运销商，拿着朝廷的批文去辽宁运盐，盐场也是皇商开的，运销商并不需要真正支付货币，只要签单就可以了。运到吉林之后，售出食盐，从百姓手中收拢之前通过军事采购和部队军饷发出去的金属货币。
所以，运销商手中积压了大量银币、铜币储存在钱庄，吉林地区的各种建设开销，不论是朝廷的公事还是皇家的私事，都可以直接用汇票汇钱，不用实际输送货币。给朝廷、户政府、勋贵分红时，也是直接走账就完事了，金砖在汇票上跑到吉林再跑回来，实际上存在皇家金库里，从来没动过。而花出去的这些货币，不管是购买了原材料还是劳动力，最终都会通过劳动者吃盐再回到钱庄，完成循环。
而辽宁的盐场也不用担心光出盐没有货币到手，朝廷对辽宁的货币发行，主要是靠粮食贸易，每年运粮船从天津返回辽宁，都会携带明年用于向辽宁的地主和农民收购粮食的银币，凭借这些银币，辽宁的盐场就能完成正常的资金流转。
这些皇商产业给户政府和勋贵的分红，都没有真的把金子分出去，金子还在皇帝的金库里，户政府和勋贵们都只有一张收据，证明这些金子是他们的。户政府经常需要大额支出，办个手续就能取出若干块金砖，但是勋贵要提取自己的存款，必须得说出个理由来。
如果是正常的银行敢这么干，储户肯定直接炸锅，老子取钱还得先写篇文章论述一下取钱的必要性？但是这金库是皇帝开的，就这么霸道。
一块金砖相当于240两银子，就算是勋贵，想找个一次性消费240两银子的理由也不容易。而且很多消费理由根本不需要实际支取金砖。因为毛皮、玉石、人参、珍珠等很多奢侈品的交易都是皇商垄断的，你有需求，打个报告，从你的账户里扣钱就行了，皇商送货到家。如果是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对某一产业的投资，假如说去暹罗的船队要增发股份，勋贵也不用自己操心去运金子，办个手续，金库就替你办了。
这等于是强迫勋贵储蓄，以遏制他们过多地把财富投资到土地、高利贷等不利于王朝延续的行业，虽说治标不治本，勋贵私下里该买地还是买地，但总归多少有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