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德明帝这种做法纯属戏太多，就算走漏了消息，又能怎么样呢，在这个年代，携款潜逃国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何况抄家要找的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土地又不可能带走。有了这些土地，修铁路征地可就容易多了，在河南征了世兵的地，拿黑龙江的地来换，世兵肯定不干，但是拿江南的地来换，那就毫无问题了。
德明帝这么干，其实是有点权力上瘾，喜欢那种“算无遗策”的感觉。顺高宗去世的时候，德明帝已经十八岁了，两年后加冠。他是皇后唯一的儿子，又是顺仁宗所有未夭折的儿子中年龄最大的，全世界都知道他是未来的大顺皇帝。顺仁宗并不是权力欲很重的人，对于这个精明强干的儿子，顺仁宗很早就把许多政务交给他，并且提拔他的同学。
顺朝皇位传承的稳定，在历代王朝中可以称得上一绝，迄今为止的五次传位，都有无可争议的嫡长子。李自成四十九岁才生出嫡长子，顺高宗五十岁才生出嫡长子，本来是很危险的，然而偏偏这俩人最能活，李自成活了七十八岁，顺高宗活了八十九岁，所以顺太宗三十岁继位，顺仁宗四十岁继位，继位前都当了很长时间的监国太子，地位非常稳固。
顺朝这种严格的嫡长子继承法，既有好处也有坏处。皇子的才能什么的那是细枝末节，除非是皇子们各自拉出军队火并，否则“选贤”就是扯淡，只能选出最讨老皇帝欢心的。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制度不利于权力的集中，皇位继承人选毫无争议，臣僚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下注在下一任皇帝身上，有可能在朝中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如果出了什么意外，那老皇帝很可能就是赵武灵王那样的下场。
不过，时代不同了，顺朝的皇帝们有这个自信。
李自成当年没考虑那么多，顺太宗成年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六十八岁了，虽然当时身体还没啥大毛病，但显然到了该操办后事的年纪。所以，他选择了让太子监国，最后扶儿子一程。
李自成当然不担心权力流失，除了早已灰飞烟灭的清朝八旗大军，李自成不需要担心任何人威胁他的权力。论战争，灭明，抗清，降服漠南蒙古，朝鲜废奴，驱逐荷兰人，完成统一，征伐日本；论内政，废除奴籍，均田免粮，减租永佃，也已经做到了封建王朝的极限。就算李自成把所有权力都交给儿子，自己只管养老，一旦真有意外情况，闯字大旗一竖，这支他一手创立的军队还是他的，在他面前，任何试图夺权者都是尿坑里的泥鳅，掀不起什么浪头。
到了顺世宗成年的时候，顺太宗四十四岁，还不到交代后事的时候。此时顺朝击败了俄国和准噶尔，四海承平，人们普遍认为完全和平的太平盛世已至。事实也确实如此，直到二十年后大策凌敦多布奇袭拉萨，顺朝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未动刀兵，专心搞建设，修建各种水利工程。
顺太宗自然是不想交权的，作为帝王，这种号令天下的快感没那么容易放弃。但是，开国半个多世纪的顺朝日渐出现了腐朽的迹象。当年真的有理想的本来也就那么几个人，他们一死，其他人都是普通官僚而已，现在的顺朝已经和农民起义一点边都不沾，大明朝的贪官污吏陆陆续续都回来了。
顺太宗并不是个很有进取心的皇帝，但是，他认为天下是他的，官员都是给他打工的，打工仔侵吞公司财产，这还得了？然而，他又并不想留一个严苛的名声，所以干脆效自己父亲的旧例，在太子的冠礼上任命太子监国。
当年李自成让顺太宗监国，那是真的把所有权力都交了，连征安南这种大事都交给顺太宗来刷威望。而顺太宗让后来成为顺世宗的太子监国，实际上就给了他一项权力反贪。
顺世宗当了二十五年的监国太子，实际上是被当成一个超级御史来用，得罪人的事情都让他去，而军权、财权、人事权这种关键权力，顺太宗全部牢牢握在手里，各种礼仪祭祀工作、水利工程都不让太子代劳。六政府之中，只有刑政府要对太子汇报工作，其他五政府太子碰都不能碰。
顺世宗做了八年皇帝后，顺高宗成年了。此时顺世宗五十三岁，人年五十不为夭，他这个岁数自然要考虑身后事。既然有前面两任皇帝的例子，他也就沿袭下来，让顺高宗作为太子监国。不过顺世宗也是一样不放权，只给了顺高宗协调礼政府、刑政府、工政府工作的权限。
监国五年之后，顺高宗继位。此时顺朝的制度已经完全稳定了，经过长期的调试，君主专制程度已经达到历朝历代之最，对于不会被监国太子夺权这件事，顺朝皇帝已经很有信心了。顺仁宗成年之后，也照例监国。顺仁宗继位才两年，德明帝就成年了。
皇帝是没有亲人的，就算是父子，为了争夺权力也得反目为仇。但是，顺朝君主专制的强化提供了新的可能，只要皇帝手中的权力足够强大，强大到不需要畏惧太子，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父慈子孝还是有可能的。顺朝的太子监国归监国，但是他们其实和当年的张居正差不多，皇帝不管事，他们可以代行皇权，但是实力远不足以取代皇帝。
监国太子是名正言顺的未来天子，这自然是张居正不可能比得了的，但是顺朝皇帝直接掌握的权力也比万历更大。除了李自成真的放权给顺太宗，其他监国太子没有爹点头，不可能调动一兵一卒，任命不了哪怕一个县令。在财权方面，国库日常收入基本都有固定去处，监国太子要照章办事，不能随意动用。国家遇到紧急事务，特别支出往往要靠内帑，然而皇帝让太子监国监的是外廷，内廷的事情太子是管不了的，大笔的内帑掌握在皇帝手里，特务机构也掌握在皇帝手里。处理重大事务的军师署不在六政府之列，由皇帝直辖，各地官员的密折直奏，也不会给太子，还是直接交到皇帝这里。实际上，皇帝自己把明朝太监的工作给做了，而监国太子才是真正的内阁首辅，而挂内阁首辅头衔的那个人是太子的秘书。
但是顺仁宗比较特殊，他是个能力很平庸的人，这就使得德明帝在监国的过程中，掌握了大量实权。对于很多事情，虽然还得顺仁宗批准，但顺仁宗往往对德明帝送来的文件看都不看，直接签字盖章。尽管不怎么会治国，不过顺仁宗看人还是很准的，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子是个非常喜欢沽名钓誉的人，热衷于别人的夸奖赞美，吝惜名声甚至胜过权力。
所以，顺仁宗可以安心地过悠闲的生活，并不担心失去权力。他现在不必行使皇权，但是他当需要行使皇权的时候，除了废太子，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顺仁宗活着的时候，德明帝虽然执政，但对大政方针并不敢有所变更，不去动顺仁宗任命的那些官员，唯恐担一个“不孝”的名声，就像他在鸦片战争中坚决不和谈，要英国人给他台阶下，他才打着“爱民”的旗号和谈一样。
一个从二十岁掌权到六十一岁的人，难免对权力形成巨大的执着，再加上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的性格，让德明帝经常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花里胡哨。
就这么一个抓捕的事情，皇上也得出锦囊妙计，于是就搞了这么复杂多余的步骤。雇民间武师隐秘前往，倒也不能说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确起到了一点迷惑作用，比如说屠介清就没想到堂堂皇帝要抓人还这么多戏，以为皇上没有掀桌的打算，所以他也就只雇了几伙普通土匪，在正常潜规则的范围内试探了一下。
然而，就这场声势浩大的抓捕行动的全局来看，这么花里胡哨的办法很没有必要，这种行动应该越简单越好才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实在是用不着找这么多不相干的人参与。这又不是帮派火并抢地盘，皇帝打击生意上的对手，大可以明着来。
几乎在伯力抓捕的同时，各地的抓捕都开始了。
最关键的抓捕，发生在江宁，不过没发生任何意外。
一队孩儿军趁夜进入了江宁总督衙门，没有惊动任何人，总督衙门里的人似乎也早就知道他们要来，悄无声息地开门放行。
大家都知道皇上的脾气，皇上是要脸的人，事情闹得越大，皇上越生气。
江宁总督光侯刘继常坐在花厅等待着孩儿军的到来，为首的军官行了个礼：“光侯，请移步。”
刘继常却没有动：“我的罪名是什么？”
军官说：“以私怨小故，谋杀固侯。”
刘继常微微一笑：“皇上明察秋毫。”
第九十四章 耶拿大学一堂平平无奇的政治经济学课
“我曾经读过一本翻译版的中国书籍，里面提到，中国的皇宫中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宫殿，皇帝会亲自书写一句格言，悬挂在自己的座位上方，以体现其治理国家的价值观。”
“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作座右铭，是在自己座位的右侧写上一句话来提醒自己。但如果悬挂在头顶上，那就不是提醒自己了，而是要向整个国家乃至世界展示。”
“在李家族统治中国之前，朱家族的最后一任皇宫主人由检所写的内容是‘崇敬上帝，效仿祖先’。而李家族占领京城后，他们的第一任皇帝自成改动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变成了‘崇敬上帝，爱护人民’。”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李家族成为皇帝的合法性来源，是朱家族不能爱护人民，所以人民革命，推翻了朱家族，选择了李家族。所以即便李家族得到了皇帝宝座之后，已经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了，至少也要假装如此。”
“在启蒙运动时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人民的胜利，甚至是民主的胜利。但我不得不说，这只是这些从未接触过一个中国人的书斋学者的想象而已。如果非要说中国人民赢得了什么，那就是赶走了一个愚蠢的主人，得到了一个理智的主人。虽然他们在理论上消灭了奴隶制，但是贫穷的人还是要忍受奴隶一样的生活。木头和生铁的枷锁可以砸碎，但粮食和钱币的枷锁始终挂在他们颈上，甚至融入他们的血肉。”
“全欧洲的手工业在中国商品的阴影下瑟瑟发抖的时代才过去没多久，像我这样活得比较久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制度，一定是最适合工业发展的。如果以这种逻辑来推测，南美有那么多的金银，印加人一定是重商主义的先驱。”
“事实上，那些没有经历过农民起义的顺朝统治者，都只是在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而已。就算是那些亲手建立帝国的人，也根本不懂任何工商业发展的规律，他们所做的一切决策，都是基于农民做出的，或者是出于情感关心农民，或者是出于理智畏惧农民，后者的成分更多。而工商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皇帝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附加产品。”
“回顾李家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自成和他的将军们，在成为反政府的领袖之前，如果出现在欧洲的故事中，肯定是反派，因为他们是包税人及其手下的打手，承包了农民的土地税和人头税。”
“但是与我们的包税人不同，自成并不是靠行贿而获得包税人身份的。恰恰相反，原来的包税人破产了，农民和顶层的总包商不得不让自成来做这个包税人，以避免基层秩序的崩坏。”
“我们欧洲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包税人竟然会破产。但是在中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的包税人也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承包食盐税、渔业税、芦苇税、屠宰税、酒醋税、磨坊税、市场交易税这些税种的包税人，与我们的包税人并无多大分别，而农业税的包税人却大不相同。”
“中国农民的负担，大体上可以分为六种，其中三种来自政府，三种来自地主。”
“政府从农民身上获得的最重要的收入就是土地税，现在土地税的税率是10%，而在朱家族的统治下，土地税的税率只有3%。然而，低税率并不是对农民的优惠，而是对农民的压迫。”
“中国的先贤孟子曾经与一个王国的宰相讨论过这个问题，宰相询问孟子，能否将土地税从10%降低到5%。而孟子反对这种做法，孟子认为，5%的税率，只适合于蛮族，因为蛮族的农业很落后，就不需要很复杂的管理，不需要修建各种工程，不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所以5%的税就可以应付全部的政府开支。而黄河流域的这些农业发达的国家，需要更加复杂的水利工程和官僚队伍，所以必须要收10%的土地税才能保持开支。”
“所以我一直很鄙视那些一边鼓吹中国有完善的水利工程和完美的官僚制度，一边又宣扬中国拥有令全世界羡慕的低税率的人，他们难道不明白吗，这二者根本就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既然如此，朱家族只征收3%的土地税，是如何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将近三个世纪呢？答案很明显，那就是理论上只收取很低的土地税，为皇帝换来不贪婪的好名声，但实际上，皇帝却默许官吏去征收远多于土地税数倍的灰色收入，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与此同时，皇帝又以此作为控制官员的手段，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除了少数极度自律的儒家圣徒，任何官员都会贪污，皇帝就可以随时找到理由杀掉他们。尤其是实际管理基层的低级办事员，政府根本不给他们发放工资，却要求他们廉洁自律，显然他们做不到，于是就以此为由禁止他们参加考试成为官员，以保证他们不去抢占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那些土地主的名额。”
“要维系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需要修建各种工程，有大量的物资需要运输，皇帝派到各地的官员要有差旅费用。土地税连支付官员的工资都不一定够，这些开销就只能采用征发农民的劳役的方式。但是，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取得了做官资格的人显然不可能去服劳役，而拥有越多的土地，就越能脱离劳动去接受教育，购买更多的书籍，请更好的教师。于是，中国的地主就通过这样的制度，把劳役几乎全都加在了小农身上。”
“在土地税和劳役之外，还有很多无法公开的灰色财政。比如某个县要修建一条水渠，或者要兴办一个慈善机构。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显然是不可能出资的，那么就需要地方管理者自行解决。既然官员是地主出身，在地方上最有权势的人也是地主，他们难道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从事公益事业吗。结果，所谓的公益就又成了剥削农民的借口。”
“再比如，土地税只能供养每个县的几个官员，如果没有大量的没有正式编制的底层办事员，帝国的统治就没法维持。这些人是没有工资的，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只能通过勒索被他们管理的人来获得收入。他们会勒索强大的地主，还是弱小的农民？”
“如果仅仅是土地税、劳役、灰色财政这三种来自政府的压迫，农民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是再加上地主的三种压迫，他们就始终处在破产边缘了。”
“第一种是地租，这就不用多说了，中国的高地租，相信你们都有所耳闻。第二种是劳役，因为土地相对于人口是稀缺的，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高地租下，依然有很多人想租佃土地却没有机会，已经租佃了土地的人，为了长期保证租佃的权利，就不得不付出各种代价，比如说为地主服劳役。第三种是债务，高地租带来了高利息，地主可以用高利贷，很容易地让农民破产。”
“在这样的环境下，承包农业税的包税人替政府承担了征税的成本，也替政府承担了小农破产带来的风险。不管其管辖下的小农有多少破产，都要把固定的税缴纳给政府，甚至还要承担实物税的运输、仓储费用。”
“到17世纪中叶，陕西这样的贫困省份的包税人已经很难从贫穷的农民身上榨取足够的财富，如果收不到足够的税，他们就得用自己的家产来补足，而且随着小农的不断破产，很多包税人的管辖下根本没有多少可以压榨的小农，只有大地主。面对大地主，包税人谈不上什么特权，甚至反过来被压榨，替地主承担粮食运输的费用，以至于连包税人都需要借贷，很快就破产了。”
“作为一个道德水平相对较高的包税人，在承担着如此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时，自成在他背负大量高利贷而破产的时候没有去压榨农民来转移压力，而是选择了直接带着农民去挑战制度本身。”
“所以，当这样的人获得了胜利，可以想象，他会选择主动去发展工商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大批中国的工商业者也从事高利贷行业。为了防止农民像他一样因高利贷而破产，自成不仅没有鼓励工商业，还采取了很多的限制措施。”
“但是，又要如何解释17世纪后期中国工商业的繁荣呢？这就还是要说回中国问题的本源：农民问题。”
“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常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他们一般都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一般都是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之后，被地主所支持的军阀推翻，由军阀建立新的王朝。然而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皇帝们在逐步更新他们的统治手段，到了朱家族统治的明王朝时，对于官员的分权制衡已经非常完善，很难再有军阀产生了。”
“但是，世上不可能有永远延续的王朝，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所积累的问题终究要爆发出来。结果就是，战争变成了朝廷与农民的全面对决，直到灭亡的前一年，帝国中枢还能对地方保持强大的控制力，直到最后一支主力军团覆灭，帝国才轰然倒塌。”
“李家族在还没有从暴动的农民的立场脱离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了皇帝，这让他们与地主的矛盾，超过之前历代的所有王朝，以至于地主竟然想引入北方的蛮族来消灭他们。在战胜了蛮族之后，李家族也势必对那些反叛者展开报复。”
“故而李家族建立的顺王朝，对地主的限制和对农民起义要求的满足为中国历代王朝之最。在北方，他们直接重新分配了大量的土地，制造了海量的自耕农。在受战争影响较小的南方，也解放了奴隶，并强迫地主与佃户签订契约，使佃户获得长期租佃的权利。地租被限定在40%以内，年利率被限定在36%以内。大量禁止交易的土地被分给了士兵，甚至还将全国各地的大地主迁徙到陕西。在税收上废除人头税，恢复了十一税，增加了官吏的工资，还对于拥有较多土地的人执行更高的税率。”
“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土地租金的下降。在一些农民起义特别激烈的地方，农民甚至强迫地主接受10%的地租，签订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永久的，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契约。”
“不仅地租下降，而且经过了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地主对于土地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疑虑。因此，用于购买土地的资金减少了，投入工商业的资金就增多了。”
“但是李家采取了什么鼓励工商业的措施吗？完全没有，因为中国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有什么必要。他们有全世界积累最丰厚的，几千年的手工业基础，由于白银价格的差异，以及中国的大量人口，人工成本的低廉是欧洲的手工工场无法想象的。即便李家什么都不做，甚至想方设法限制工商业，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国的手工业能和中国竞争。”
“李家采取的反而是劫夺工商业的政策，在一些关键行业，成立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而皇帝、贵族乃至他们的财政部门，都在其中拥有股份。比如大米的长途运输，比如食盐的生产和交易，比如矿业，比如海外贸易。”
“皇权的确是为工商业的发展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欧洲的矿业投资者也烦恼的地租问题，李家可以直接动用权力，强迫矿山所在地的地主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公司，而不是把土地租给公司收取地租。但是这样的举措真的能促进工商业发展吗？这只不过是皇帝和贵族为了他们的家族利益，去抢夺那些在战争中选择了失败一方的地主的利益。那些得到优惠的商人，只不过是皇帝的仆人，而真正的资产阶级是得不到这些的。”
“顺朝迫使日本臣服后，日本的丝织业、陶瓷业被长江流域的同行打败了，有人据此认为，顺朝政府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的政府，能够发动一场战争去拓展市场。可他们不知道，在自成活着的时候，他根本不允许开办有超过一百张织机的手工工场，以保护小生产者的利益。直到自成死后，商人才靠贿赂突破了这样的限制。对于瓷器没有这样的限制，那也仅仅是因为农民可以在家里织出丝绸，却不能自己烧出景德镇的瓷器。”
“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与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关系。自成在其一生中，遇到的最强大的敌人是满洲人，一个仅有三十万人口的蛮族，在朱家族的政权刚刚毁灭，李家族的政权还没来得及建立的最佳时机，突然出动其能动员的最大力量，加上一些汉人和蒙古人仆从军，集结了八万人的大军，联合朱家，在新政权最薄弱的时候发起进攻。”
“自成赢了，但是赢得非常危险，他的身边当时只有六万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他刚刚收编的明军，是一群战斗意志十分薄弱的投机分子。而满洲人有八万，明军有四万。如果不是他以急行军赶到山海关，抢在满洲人到来之前吞并了明军，届时他将面临兵力是自己两倍的敌人。如果考虑到他军队中的潜在叛徒，敌人的数量可能是他军队的五倍。”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山海关之战的失败者是自成，中国的历史会得怎样，那将是一场堪比罗马灭亡和蒙古征服的浩劫。从这次危机中，自成得出了两条经验。”
“第一条，长年追随他的农民起义者和明军中有良知的基层官兵，乃至中小地主，才是他该依靠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土地，而且如果没有皇权的帮助，很容易受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压迫。而大地主和大官僚，是最不可靠的，他们平时侵吞国家财产，剥削人民。而到了国家危难的关头，这些人中大部分都会选择为了私利出卖国家。朱家族的第一代皇帝将蒙古人赶回了长城以北，而朱家族的最后一代皇帝却邀请满洲人来屠杀自己的人民，这让自成相信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吃肉的人，都是鼠目寸光的。’”
“第二条，即便是很不起眼的蛮族，也有可能在国家虚弱的时候成为致命的祸患。所以，他决心降伏周边所有儒家和佛教文化的黄种人政权。中国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模式，信奉一神教或者相貌差距太大的族群是无法统治中国的。”
“结合第一条，李家族的选择不是把这些族群屠杀掉，而是把它们变成自己政权的一部分。对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统治方式。在朝鲜，还有中国西南部的山区，李家族有能力进行有效的管控，所以他们直接解放奴隶，利用从美洲传入的各种适合在山地种植的作物，把他们变成对皇帝最忠诚的农民。所有不肯放弃奴隶制的贵族，全部杀掉或者罚终身苦役，一个不留。”
“而在日本，因为大海的阻隔，李家并没有这样的统治能力，所以他们选择了与日本的贵族合作。利用武士来压制农民，只要武士不被打倒，日本就无法觉醒。”
“李家族无法容忍日本，是因为日本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一个帝国。中国人可以容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既是因为他们不能把军队开到维也纳，也是因为他们可以假装不知道Imperatores是什么意思。而日本是一个使用汉字，有大量的儒生与和尚的国家，日本人给自己的头衔不仅仅是皇帝，还是儒家的天子。所以当朝鲜人把这件事揭穿，任何一个有廉耻的天子，在有炮舰在手的情况下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当然，如果没有炮舰，也就忍了。”
“如果说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有经济因素在内的话，那也是日本的锁国政策妨碍了金银的出口。但正如前面所说的，在顺朝，从事跨海贸易的是皇帝的仆人。资产阶级的利益，则根本不被考虑，战后江南手工业战胜日本手工业，只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根本不在顺朝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
“当德川家被击败时，日本有毛利、上杉、前田、伊达四个大家族有资格出任日本王，为什么顺朝选择了伊达家族呢？”
“首先，是因为伊达家族的确是当时日本最强大的势力，他们的领地是重要的大米出口区，还拥有铜矿。前田家族虽然在名义上有比伊达家族更好的领地，但真正的实力并不如伊达家族。”
“其次，伊达家族是第一个投降的。因为领地在日本东北部，伊达家族的军队没有像毛利家族和前田家族那样去九州岛和顺军作战，而是负责协助江户的防守。可是当顺朝战舰的桅杆出现在海平面上，伊达家族的军队杀死了代理城主，将顺朝军队迎入了江户。”
“上杉是贫穷的名门，毛利和前田在战争中被重创，伊达独大，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伊达家族的执掌者纲宗，是一个足够蠢的人。他贪图玩乐，奢侈浪费，以至于在1660年就被自己的家臣架空，所以自成才把女儿嫁给纲宗年幼的儿子，扶植伊达家统治日本。”
“前田家族的领袖纲纪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他发展农业，救济穷人，关心文化事业，喜欢儒生，所以他不能做日本国王，否则可能会带领日本复兴。毛利家族的领袖纲广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毛利家族的领地在日本西南部，可能偷偷和欧洲人接触，所以毛利家族也不行。上杉家族本来是很合适的，他们比较弱小，家族的领袖纲宪也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他们又弱得过分了，财政极度困难。”
“所以，伊达家族是最合适的人选，让一个糊涂但是能勉强维持局面的人上台，而且这个人又是一个叛徒，没有办法统合全国的力量。既然无法改革，那就只有保守到底，将整个日本变成一个大农村，这样就不会威胁到顺朝。”
“还是说回我们原本的问题，工商业的发展。当工商业发达之后，对经济作物的需求必然增加，而且很多地方地租降低了，按照常理来说，应该出现圈地运动，地主从佃农手中收回土地，以更高的租金租给商人，种植棉花、靛草等更加有利可图的作物。”
“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他们的地租下降靠的不是经济规律，而是佃农有组织的暴力。如果地主连提高地租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收回土地呢？而且顺朝的决策者要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也绝不会允许圈地运动的出现。二百年来，中国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确有显著的增长，但那是经济发展导致的民间自发行为，政府从不鼓励，甚至加以限制。”
“按照常理，这种时候，资产阶级就会寻求在殖民地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就像英国人在美洲种植烟草和棉花一样。然而，顺朝并不把日本作为殖民地，连日本小农经济的稳定也要保证，支持伊达家引导日本农民多种植大米，少种植经济作物。以至于在顺朝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缅甸马圭地区的棉花都能每年稳定地销售。不是因为顺朝不适合种棉花，而是皇帝和难以承担种植经济作物的风险的小农不希望土地用来生产棉花，而皇帝一旦做了符合农民利益的决定，在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止。”
“我们都知道，英国正围绕着《谷物法》进行激烈的争斗。在中国也是一样。赶走荷兰人之后，在台湾建立了大米种植园；日本虽然人均粮食拥有量并不高，但是武士从农民手中掠夺来的大米却吃不完，还可以出口；在安南的南部，还有高棉、暹罗这些朝贡国，当地贵族和华人土地承包商也出口大米。这些大米，势必涌入中国经济最发达，非农业人口最集中的江南地区。”
“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粮食价格的降低，就意味着用工成本的降低。但是，江南地区生产大米的地主和自耕农显然会对此不满。在顺朝持续输入白银，物价稳定上涨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更为严重。”
“顺朝政府毫不意外地做出了决定，他们允许上海港对运输大米的船只征收更多的手续费，其实就是一种限制性的关税，只不过这些大米有很多来自顺朝自己的属地，不能使用关税这个词。多征收的这笔钱，被用来雇佣无业游民来从事修建道路、疏浚河道、植树等工作，以稳定城市的治安。这样，就能够保持粮食价格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既满足了地主的需求，也能减缓自耕农破产的速度。”
“而且为了保证工人的生活能够维持，不发生暴动，顺朝政府还勒令工场主必须保证工人的工资能够购买若干数量的大米。所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把中国的制度当成资本主义的明灯，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顺朝的制度究竟是什么，反正读他们的文章的人也没有去过中国。”
“事实是，顺朝一直毫不犹豫地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满足地主和农民。当水力作坊需要用水，政府要先保证农业灌溉；当工人脱离宗族的控制，政府要求已经住在城市的工人依旧为了农村的祭祀出钱；当大型手工作坊冲击了家庭手工业，政府就会对它们征收高额的累进税。顺朝在建立之初是一个限制地主，团结农民的政权，后来变成一个联合地主，畏惧农民的政权。但不管哪一时期，这个政权中都没有资产阶级的位置。连工人都比他们受重视，因为工人都来自破产农民，可以联合农民一起暴动，而资产阶级做不到。”
“当我们掌握了顺朝二百年历史的这条脉络，就不难从中判断接下来中国的改革会往何处去。所有的改革，都围绕着军队、工厂和铁路展开。”
“军队即便使用了新式的操典，也依然是一支由贵族、小地主和农民组成的旧式军队。由于中国的庞大体量和地理位置，这样的军队足以抵抗外来侵略，但是在内部变革中，它是无力的，只能用于镇压零星的、缺乏组织的反抗，却对抗不了真正的革命。”
“工厂是完全为军队服务的，即便是民用工厂，其目的也是为军队筹措资金。也有一些抵制英国商品的因素在内，但我并不确定顺朝的统治者有没有搞清其中的经济学规律，他们很可能仅仅是出于让英国人难受的角度做出的决策。因为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就连在棉纱领域都不能打败中国的本土纱。中国人民的贫穷和勤劳让其统治者很难有学习这方面知识的机会。”
“至于铁路，当然有抵御外来侵略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镇压农民。既可以在农民还没有暴动时把他们送到黑龙江成为农业劳工，也可以在农民暴动之后迅速调兵镇压。铁路还会带来大量利润，用于补贴军队。”
“英国的资产阶级是短视的，他们以为通过鸦片战争已经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就在不久前，一个从曼彻斯特回来的人对我说，当地的一个工厂主十分兴奋地告诉他：‘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5亿人提供衣服。’愿上帝保佑这个可怜的家伙。”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全球市场的最后一块处女地是有主人的，而且属于一个极度自信且傲慢的强大政权，英国在印度的那一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有时会成为发展的阻碍，但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它非常有用。”
“英国人很快会发现，他们在中国得不到想要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全球的主要市场已经基本瓜分完毕了，像非洲内陆那样的地方，即便被殖民，也不会有太强大的购买力。接下来，各主要强国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工业的扩展速度将要放缓，所以他们会比之前更加不能容忍竞争者，对殖民地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
“中国的人口已经接近其土地承载能力的极限了，但是依旧在稳步增加，皇帝可能会利用美洲殖民地缓解一些关键地点的人口压力，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可以预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工业化的冲击和人地矛盾达到顶峰，必将导致农民的反抗。会有人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
“在过去，中国处在一个传统的、封闭的环境中，全世界第一流的君主专制，禁锢着这个国家，让一切都按照旧有的模式向前，不发生任何变化。现在，在英国炮舰的冲击下，这套旧模式不能再维持了，于是顺朝皇帝就展现出了他狂傲的一面，他居然想要通过改良的手段，构建一个既有工业化的好处，又没有工业化的缺点的模式，然后让国家再按照这套模式一成不变地运转下去。”
“很难给这样的皇帝一个准确的评价，他在鸦片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就立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无疑是有利于抗击外来侵略的，可他似乎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把国家、皇族和他个人混为一谈。他也没有意识到，不管他用如何高超的手段加以控制，旧的乡村都会在新时代的冲击下瓦解。哪怕只瓦解三分之一，受波及的人口就会超过整个法国。年老的皇帝，刚出生不久的太子，和一个刚刚开始改革，正在亲手打碎作为其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帝国。接下来，这个帝国将迎来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也必将深刻地影响全世界。”
“英国、法国、俄国，他们代表的是旧时代。此时，他们正如日中天，英国的工厂主、法国的投机商，还有俄国那些渴望扩张土地的人，他们的触手伸向了全世界。但是，在这个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没有永恒的霸主。在我看来，有三个国家可能成为旧时代的挑战者。”
“第一个，就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德意志。普鲁士的日益崛起，已经带来了德意志统一的苗头。席勒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德意志，已经酝酿出了民族主义的萌芽。无论从人口、资源、制度还是教育的角度，只要完成统一，我丝毫看不出这个国家有不成为大国的可能性。”
“第二个，是大洋彼岸的美国。现在的美国很容易被人无视，还有严重的内部问题。然而，一旦内部问题得到解决，这块沃土也将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就算原住民、华人和墨西哥人能挡住他们西进的步伐，也足够美国与老欧洲争锋。”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中国。中国的王朝，在极限情况下，也只能坚持三百年左右，然后就会因为土地兼并到达顶峰不得不推倒重来。虽然顺朝在土地兼并的预防上做得好于任何一个朝代，但是他们主动搞改革，试图追上时代的操作，会导致内部问题的提前爆发。可能会引发长期的军阀混战，可能会导致列强的联合入侵，但是，如果这个古老帝国能在这次危机中浴火重生，那么，殖民主义在东亚的活动基本上就可以彻底宣告终结。”
“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一代人的时间后，争夺世界市场的力量增加一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再过一代人的时间，全世界的市场都将被瓜分干净，老旧陈腐兵掌握着广阔殖民地的英、法、俄，与新兴的德、美、中之间，又会发生什么？而到了那个时候，决定国家命运的人也不会再仅仅是贵族和富翁。”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历史不会按照我的想法去发展。”
“不过，对于接下来的中国历史必将波澜壮阔这一判断，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我要恭喜亲爱的弗里德里希，他将作为普鲁士援助顺朝的炮兵军官，于明年前往中国。像你这样极有天赋又有远大志向和踏实的努力的人，在实际接触了这个国家之后，应该能比靠书籍和道听途说来了解它的我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学生们鼓起掌来，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站起身来接受大家的致意。他二十出头年纪，身材高大，须发打理得干脆利落，其举止一看就是从小家境优越，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军的经历又让他的身形愈发挺拔。
而坐在他旁边与他共用一张桌子，鼓掌鼓得最起劲的，是一个年龄稍大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肤色偏暗，蓬乱的头发如狮鬃一般。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本来显得有些平庸的相貌一下子变得英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