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申卡施密特微笑道：“我已经老了，我希望你们到我这样的年纪的时候，能验证我的判断到底错了多少。”
第九十五章 征地
武昌郊外，楚赣总督绛侯贺碧锋摆开了仪仗，接待请愿的百姓。
说是百姓，但能和他对话的，显然不是一般的百姓，就拿为首的这位须发雪白的老先生来说，有个秀才功名在身，颇有文名，还有一个族侄是举人出身，在云南做官。相对于贺碧锋而言，这是芝麻绿豆般的角色，但是对于真正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已经是大人物了。
贺碧锋本来以为听为首的把诉求说一遍就完事了，没想到今天来的这十几个人居然要挨个发言。既然已经说了今天接见他们，又不能不听，只能硬着头皮听完。
无非就是征地那点事。要光是工厂征地的事，还没这么麻烦，铁路征地的事情也搅了进来，而且要建工厂，为了不被周边的老百姓抵制，需要修建配套的农田水利工程，还要修连接工厂和长江的河道，麻烦大得很。
武汉三镇附近河湖纵横，顺朝开国二百年来，在此搞了不少工程，但是以农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水利工程是永远修不完的，随用随修。
“这些土地，乃是我等祖宗之产，若官府强要霸占，老朽宁可死于绛侯面前！”带队的老秀才做了总结性发言，这样的扯皮已经进行了无数次了，双方的价码早已开出，实在是没什么新意可讲，只剩放狠话了。本地的地主只接受按一般的租佃模式出租土地，土地入股、购买都不接受，甚至不接受永佃。
贺碧锋当然不同意，我堂堂总督给你们当佃户？我把工厂盖起来了，到时候你们拿出租约来，要收回土地，工厂成你们的了，拿我当肥猪来宰吗？虽说我他娘的是个贪官，可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追赃助饷了？
贺碧锋一开始也挺纳闷，我堂堂一个侯爵、总督，又没硬抢，拿远高于市价的股票和钱来换你们的地，你们居然这么横，是我们大顺朝的勋贵太“老实”，以至于你们都没见过勋贵是怎么欺负人的是吗？
很快贺碧锋就搞清楚了，问题的根子出在隐藏于人群中的一个人身上，此人名叫俞春在，做过宁波府尹，与军师冯兆阳不仅是同年，而且是儿女亲家。此次工厂征地，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他家的，水渠的修建也与他家关联最大。
虽然贺碧锋家是开国勋贵，世袭侯爵，但军师他还真惹不起，作为皇帝的首席秘书，军师虽然不真正掌管什么部门，却有极重的发言权，不一定什么地方来上一笔，就能定不知多少人的生死。勋贵之权再重，也得来自皇帝的信任，对这种成天在皇帝面前上班的人，贺碧锋还是不能随便招惹的。
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弄明白这里面的关系网之后，贺碧锋差点笑出声来，乡下财主，果然是眼界不开阔，目光短浅。花了不少时间，贺碧锋把准备工作做足了，时机也等到了，今天该动手了。
听完老秀才的话，贺碧锋笑道：“还有这好事，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可不能说了不算。”
所有人都懵了，贺碧锋站起身来，走到老秀才面前，把自己的佩刀拔出来，往地上一插，又开始解腰带。旁边一个师爷提醒道：“侯爷，这光天化日的不合适。”
“滚你奶奶的。”贺碧锋把师爷推到一边，腰带往地上一扔，对老秀才说：“您要用不惯刀，这有绳子，您这身量，吊东边那棵歪脖子树正合适。毒药我这儿没预备，您要想投水也行，这儿周围水泡子这么多，您随便挑。正好我这边有水师营的兵在，等您死透了就把您捞上来，省得臭了，附近农民还得拿这水饮牲口呢。”
老秀才气得直哆嗦。要是何四友这种有仲由之勇的儒生，贺碧锋也不敢这样羞辱，惹急了的话，说不定真的就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了。不过今天面对的这帮人，贺碧锋一点都没放在眼里，为了征地这点破事折腾了这么久，居然连一次打砸抢事件都没搞出来，就在这儿喊“我死给你看”，这样的人有啥可害怕的。
果然，老秀才抖了半天，既不敢拔刀抹脖子，也不敢拔刀剁了贺碧锋。贺碧锋背着双手走到一边：“不急，您慢慢死。趁这会儿工夫，我说点别的事。把人带上来。”
很快，贺碧锋的部下从附近的军营中陆陆续续带出上百人，一见到那些乡绅中的某个人，有人喊了几句什么，这些人顿时群情激奋。贺碧锋的部下却没有像平常对待老百姓那样把他们乱棍打散，而是手挽着手结成了人墙，拦住这些人。
曾国藩捧上一张状纸，两名衙役把状纸展开，这张状纸是用许多纸拼接起来的，足有一面屏风那么大，上面密密麻麻全都是红手印。
贺碧锋说：“俞春在，有小浦村村民状告你九年前为报复该村秀才邵怡，指使地痞游棍诱其赌博、酗酒、吸鸦片，可有此事？”
被点了名的俞春在慌忙起身辩解道：“绛侯，那邵怡乃一劣衿，素来行止不端，他自去赌博、酗酒、吸鸦片，又无人逼迫，焉能赖在草民头上。”贺碧锋说：“那邵怡欠债之后，被‘上吊自杀’，脖子上有两道勒痕，脚离椅子有二尺远，是怎么回事？邵怡之妻被催债之人掳入娼寮，羞愤自尽，是怎么回事？邵怡死后，由他代写诉状打的官司不了了之，你占了原属小浦村的柴草地，截断水渠，是怎么回事？两年后，小浦村再次上告，被你雇佣的匪徒殴打，一人伤重身死，三人残疾，七人重伤，三十九人轻伤，是怎么回事？”
贺碧锋从另一名师爷手中接过一大摞文件，一一扔在地上：“这是去诱骗邵怡的流氓的供状，这是当年的仵作的供状，这是逼债的当铺老板的供状，这是妓院老板的供状，这是你雇的打手的供状，这是查案的刑房书办的供状，这是给你办地契的户房书办的供状，这是给你水渠办批文的工房书办的供状。还有当年的那些官，典史的供状，主簿的供状，县丞的供状，县令的供状……河泊使的呢！？”
曾国藩（小声）：“东翁，您脚底下踩着呢。”
又一名师爷捧上一大摞墨迹未干的文件，贺碧锋呼啦往俞春在面前一扔：“这是昨晚你出门后，官府拘问你家族人恶仆十七人得来的供状。证据确凿，你还要抵赖？”
“还有这个！”贺碧锋指着那张屏风一样的巨幅诉状，“小浦村和邻近两个村庄，总共四百七十二名村民联名告你，私放高利贷，强霸民田，害死人命，恶尽恶绝！”
“青天大老爷！邵先生死得冤啊！”“自打邵先生让他害死，再没人为我们穷苦人说话，俞家一手遮天，那些个读书人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全都装聋作哑！”“俞家的人把持着书院，谁敢把乡下的事说出去，他就不许谁去科考！”“我们去省城给邵先生伸冤那次，他家的家丁打掉我一只眼珠！”“一到涨水，他就把水都灌进我们的田里，为了这事，我们与他打了三次，搭上两条人命！我爹断了双腿，在床上躺了一年咽了气！”“我们种的大米，都让俞家收走了，我们拿米糠拌萝卜缨子、地瓜秧子吃了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的老弱死了十几人！”
没人怀疑他们说的是假的，看这些人的形象、衣着就知道，肉眼可见的赤贫。何况这些事根本不稀奇，这在大顺朝算惨的吗？比他们惨的多了去了。就算京城大街上，一到冬天都三天两头往城外清理冻死的穷人。真正吓人的是，贺碧锋这个半辈子锦衣玉食的侯爵、总督，居然把这些事公开拿出来了。
村民的哭嚎和咆哮令坐着的众乡绅面如土色。他们中大部分没有俞春在这么狠恶，但真要是细究起来，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就算你没犯罪，你能保证你没有偷税漏税吗？毕竟大顺朝这税到底该收多少，官府都不见得搞明白。
其实大家都清楚，这种强取豪夺的事情，贺碧锋难道干得少吗？顶多就是他“剥削的艺术”更高明，不见得像俞春在这样直接欠血债而已，但是现在俞春在的事已经挑明了，至于贺碧锋干过什么，你有证据吗？
“把俞春在这个劣绅给我揪出来！严加审问！”贺碧锋义正词严地说道。两名亲兵将已经不会走路的俞春在架了出来，就在他们往军营方向走的时候，士兵和衙役组成的人墙忽然被“冲破”。
两个亲兵撒腿就跑，愤怒的人群迅速淹没了俞春在。
“这个，曾先生，义愤之下，殴杀犯人，该怎么处置啊？”贺碧锋挠着头问师爷。曾国藩答道：“与情可容，与法不当，重者当流放，轻者当罚银。”
贺碧锋说：“这个俞春在这么坏，打死他很明显是轻者嘛，但是罚银是一定要罚的，否则不就拿国家法度当儿戏了吗。该罚多少，你一会儿算一下，就从俞春在该赔给这些百姓的补偿中扣除。”
“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什么人，跟我玩‘民意’？姥姥！祖传的手艺，能输给你们这帮孙子？”贺碧锋嘟囔着。曾国藩小声提醒他，差不多可以了，别啥都说出来。
想当年，贺锦、刘希尧二人搭档，在南阳负责征地屯田，几个月的时间就“将南阳迤南并西北楼寨庄田俱已占完”，那效率可比贺碧锋高出不知多少倍。当然，技术也粗糙不知多少倍，哪用得着像贺碧锋这样挖空心思查旧案，还得选对时机，直接“若有半个不，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有能耐你去大元帅那里弹劾我啊，告得下来算你的本事。
可是，贺锦和刘希尧是堂堂正正的好汉，至于贺碧锋嘛，姑且能算是个人。除了因为级别太高，犯不上亲自出马把穷人往死里整，他和俞春在的区别其实也不大。
然而从今往后，后世读史之人肯定会偏向贺碧锋，因为贺碧锋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何况就算是黑吃黑，他也是相对不那么黑的一方。
“这个征地的事情啊，就这么定了，我也不是赶尽杀绝的人，钱，我再给你们加一成，股票，也照给不误，就这么定了，散了吧散了吧。”有侍从把贺碧锋的腰带和佩刀捡了回来，贺碧锋穿戴整齐，拍了拍老秀才的肩膀：“老先生，您先慢慢死着，我就不等您了。看您这岁数，最多再过个一二十年，努努力，肯定能死在我前面。”贺碧锋仰天大笑，带着自己的随员扬长而去，小浦村的百姓们充当完工具人，也都被带走了，一片狼藉的地面上，只剩下俞春在血肉模糊的尸体。
乡绅们全都傻眼了，侯爵带着百姓殴杀缙绅，大顺多少年不演这种戏码了。勋贵本身没什么权力，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皇权当然可以弄死任何一个乡绅，但是在过去的近二百年中，顺朝的皇权一直在维持着平衡，虽说每年都出案子，也是挑闹得特别厉害的劣绅明正典刑，和历朝历代的官场斗争、青天大老爷查案没有任何分别。
可这一次，就因为乡绅碍了总督的事，皇帝派来的总督居然直接让老百姓打死乡绅，这就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范围了。要知道，在这个国家，清查乡绅的罪行才是不正常的，要么是被查的人卷入政治斗争或者捅了大篓子，要么是皇帝定期放出让魏元亮那种“疯子”一样的清官出来对不知收敛的人杀鸡儆猴，而现在居然又多了一个理由，敢阻碍总督项目推进的也要清查罪行，那还怎么体现地主阶级当家做主？
今天这一仗，显然贺碧锋是大获全胜了，俞春在一死，武汉三镇再也不会有哪个乡绅有反对声音，但可想而知，弹劾他的奏表很快就会送达朝廷。如果这只是个例，那还好说，可是，如果朝廷接下来还要用这种方法办事，那该怎么办？
要是被魏元亮这样的人查办，倒也还罢了，贺碧锋这孙子当年在京西管煤矿，谁不知道他心比煤还黑，现在他倒要冒充青天大老爷了？
真正的较量，由此拉开了序幕。只不过，现在参赛选手都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对手究竟是谁。
自从当上龙衣卫以来，霍少窈和卢显承接到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任务，也都圆满地完成了。
但是，他们之前接到的任务加起来，都没有这次的任务古怪陪三个土鳖逛街。
严格来说，陈思舜和潘如在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一个在南非华人中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是游走在广东各种中外商人之间的掮客，还给英军当过翻译官，他们俩都属于再努努力就能史册留名的人。潘如在其实已经算史册留名了，毕竟《威廉霍尔上尉的中国战记》是后世研究鸦片战争的重要史料。
但是在湖北地面上，这两位可是两眼一抹黑，一问三不知。他们过去都是活跃在华人群体的边缘地带，对于内地的繁华都市没什么了解。他俩都会说官话，但是和武汉三镇的本地人沟通起来还是颇为困难。
齐德隆倒是汉口的地头蛇，不过这位长年和小商贩打交道，在霍少窈和卢显承这俩京城来人看了，比陈思舜和潘如在更土鳖。
霍卢二人从长沙赶到武昌，本来是要和贺碧锋交流情报，准备调查湖南节度使施昊兴，他们的组长凌立德还在长沙眼巴巴地等消息呢。可没想到，贺碧锋一直让他们“再等等”，而且让他们在等候期间“顺便”完成一个任务，陪陈思舜、潘如在、齐德隆三个人在武汉三镇“四处走走，随便看看”。
这个任务奇怪中透着离谱，但是霍少窈和卢显承也只能接受。按理说，哪有让两个朝廷命官陪草民逛街的道理，不过估计从贺碧锋的视角来看，官居八品的霍少窈和倒卖劣质药材的齐德隆地位差距也不大，反正都不如他家的马夫。
龙衣卫只有侦查之权，无权逮捕，凌立德、霍少窈、卢显承三人前去长沙，是收集施昊兴的犯罪证据的，现在证据找不到，无法交差，他们急需贺碧锋的配合。加上贺碧锋位高权重，只能是贺碧锋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乖乖从命。
霍少窈和卢显承都是经验丰富的龙衣卫，经手过不少案子，可是这些天下来，他们愣是没看出这三个货想干什么。陈思舜、潘如在、齐德隆三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齐德隆的带领下，在武昌、汉阳、汉口来回溜达，到处闲逛。
只有一点异常，这仨人不知怎么了，没有牛肉就不吃饭。早饭：牛肉面、牛杂汤。午饭：牛肉丸子汤、炒牛柳。晚饭：酱牛肉、烤牛排……
更可气的是，他们吃牛肉还不自己掏钱，得拿龙衣卫的办案经费先垫付，理由是霍少窈和卢显承也跟着吃了。霍少窈总不能为了这点小事去找贺碧锋，她让卢显承去问了曾国藩，没想到曾国藩也告诉他们：“先垫着。”至于以后能不能补上，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龙衣卫办案倒是从来不在乎经费花了多少，尤其优待外勤，吃个早点报一两银子的账也是常事，从来没人管过，不过被外人薅羊毛还是让他们很不爽。
不过今天，霍少窈和卢显承看出些门道了，这三个人是在查武汉三镇各家饭店的牛肉来源。
牛肉在顺朝是种很特殊的食品，其实不光是牛，《大顺律》对马、驴、骡、驼的宰杀都有严格的规定，私自宰杀健康的大型牲畜是很严重的罪名，情节轻的可以罚款了事，情节重的估计就得去台湾砍甘蔗了。
当年闯军在襄阳建立政权时，颁布的法律规定，如果擅取民间一头牛，要赔十匹马。李定国的行军五要是：一不杀，二不火，三不奸淫，四不宰牛，五不掳掠。宰牛是比抢劫还要严重的罪行。对于农民军来说，牛这种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的牲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有的人命都重要。
但是，和《大顺律》中的其他罪名一样，在宰杀牲畜的问题上有无数的漏洞可以钻。
第一，年老、意外受伤的牲畜是可以合法屠宰的，只是要缴纳高额的屠宰税。武昌、汉阳、汉口各有一家皇商屠宰场有这样的资质，而官府不可能专门派人来屠宰场盯着，判断送来的牲畜是否符合屠宰条件，实际负责评估牲畜是否可以屠宰的就是屠宰场自己的兽医。屠宰场自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而且为经营者提供利润，为权贵股东提供分红，为地方官府提供屠宰税，为具体经办人员提供回扣，这四家联手，《大顺律》还不和放屁一样。
第二，误杀牲畜不能算犯罪，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肇事者给事主赔偿就行了。正常来说，事主可以索要数倍于牲畜价值的赔偿。如果肇事者赔不起，事主上告，往重了判的话，按照大顺朝“窃钩者流，窃国者流”的司法指导思想，也是有可能被流放的。但是，如果肇事者是个有背景的人，能确保事主在拿到只相当于牲畜本价的钱之后就不会去告自己，这和以市场价买牲畜来屠宰还有什么区别？于是，“误杀牲畜”就成了一桩生意。
第三，如果牲畜伤人或者破坏庄稼，被当场打死打伤，杀伤牲畜的人是不需要负责任的。牲口又不能去告状，伤不伤人还不就是人一句话的事，这么大的漏洞，可以由着基层随便操作。
经过这些天的调查，陈思舜和潘如在基本确定，武汉三镇没有其他提供牛肉的渠道，就算有也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牛肉，都是从这三家皇商屠宰场出来的。
普通屠宰场只能杀猪杀羊，牛马这样的大牲口只能在皇商屠宰场屠宰。起初是为了方便管理，防止过量屠宰牲畜影响农业，但随着官府管理能力的下降，皇商屠宰场反而成了过量屠宰牲畜的最大源头。普通百姓要私宰牲畜，要么得躲着官府，要么得找误杀、牲畜伤人这样的借口。而这三家皇商屠宰场可以直接持证犯罪，健康的耕牛送进来，他们开一份“毒蛇咬伤”之类的文书，立刻就宰，当天就变成牛肉送到了各家酒楼。
如此以来，普通的犯罪分子哪里竞争得过他们，想私自宰牛的人干脆直接把牛卖给这三家屠宰场，虽然赚的钱少了，却也省去了和官府斗智斗勇的成本。
光是私自宰牛，倒也罢了，这三家屠宰场的生意还牵涉两种严重的犯罪。
比较轻的那种，是违规出售病牛肉。按《大顺律》，病死的牲畜是可以合法屠宰的，而且也是可以出售的，这年头谁顾得上什么健康不健康，饭都吃不饱，有肉吃还挑剔什么。病牛肉里病菌对老百姓的伤害，不见得比没有肉吃导致的蛋白质缺乏更严重。
《大顺律》对病牛肉的生产和销售是有严格的限制的。要与正常的牛肉区别开来，单独售卖；要反复加工，确保全熟。而且并不是所有病牛肉都允许销售，一些感染传染病的牛，宰杀之后要先焚烧再深埋，绝不能将其肉制品流入市场。
然而，法律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皇商不在其列。皇商为了避免麻烦，不会往正规酒楼出售病牛肉，但是在低端市场上，病牛肉作正常牛肉卖、传染病牛肉作普通病牛肉卖的事情层出不穷，受害最深的就是工人。普通农民压根消费不起牛肉，有消费能力的富农和小地主就算要吃肉，也是吃自家饲养的鸡鸭猪羊。而工人则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大块吃肉肯定是不成，但是馄饨里的肉馅、烙饼里的肉沫还是能吃到的，下水也能吃得起。
各种病死牲畜的肉造成的食物中毒事件，在大顺朝可以说是遍地都是，但是从来没人在意。因为皇商都是“法律意识”很强的，有问题的肉只会流入那些路边摊或者贫民窟的菜市场，不会被端上达官贵人的餐桌，能吃到它们的顶多是穷秀才或者无权无势的底层小吏，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劳工。这些人因为穷，本来健康状况就很糟糕，随便得个什么病就死了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食物中毒，死个十个八个，还不如贺碧锋家丢条狗引人注目。
只要是成天吃路边摊、小饭馆，或者在菜市场买便宜菜的人，一日两餐每顿饭都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大米发霉了，可能是蘑菇里混了有毒的、土豆里混了发芽的，可能是某样食材变质了，压根没法追究。就算吃死了，也没人知道是因为哪顿饭吃死的。
再说了，这样的家庭，哪有钱去打官司。别说打官司了，就连看病的钱都不见得有。某天回家之后，突然就腹痛、头痛、呕吐、腹泻，然后就死了，谁知道是食物中毒还是突发急症？死了也就死了，大家日子照过。在19世纪做穷人，本来就是一场冒险，谁死了都没人会意外。
相比之下，卖瘟牛肉还算是小事，因为只是随机抽取几个幸运儿进入人生重来赛道，死几个老百姓的事，在大顺朝叫事吗？既不影响表面的稳定，又不影响官员考绩，当然没人在乎。
真正被视为最大的麻烦的，是盗窃耕牛。就以大顺朝农民这个富足程度，很多人家丢一头牛就破产了。哪怕家里孩子丢了，大不了再生一个，耕牛丢了那是真的没辙，立刻就倾家荡产。但破产之后，人还得活着，没法靠劳动挣钱，那人家是不是就得想办法用别的办法挣钱？所以，偷牛比杀人还让顺朝官府头疼，毕竟杀人案的受害者不会爬起来找官府要个说法。
指望大顺官府去侦破盗窃案，那也是想得美，任何盗窃案，在大顺朝的绝大部分地方，采取的都是“基层自治”的模式，即老百姓抓住贼就往死里打，抓不着就自认倒霉。
不过这一次，情况有些不同。
就在今天，麻城县衙的协查函到了，霍少窈和卢显承一看，不由得哭笑不得。
“我县佛殿村、沟峪村、李家店村发生三起耕牛失盗案，共失盗耕牛十头，已捕获窃贼三人。经查实，三人将所盗耕牛卖与下列四人。”
“绰号飞子，真名不详，安庆口音。”
“绰号大鼻子，姓彭，真名不详，麻城口音。”
“绰号老三，真名不详，武昌口音。”
“绰号小李，推测姓李，真名不详，口音不详。”
“此四人已由水路将失牛送至武昌或汉口或汉阳售卖，请本地同僚协查。”
后面还附有这四个牛贩子的画像。
文件本身倒是没什么问题，格式、印章、用纸、水印之类的都无误。但是，就和上次麻城县衙为了棉花的事给总督衙门发函一样，两个捕快，带着县衙的一纸文书就跑到省城抓人，未免太离谱了。
一般来说，这种协查函通常是发给隔壁县的，如果不是大案，这种普通的盗窃案，府城的衙门都未必搭理。而现在，这封协查函居然递到了皇帝直属的龙衣卫手里。
霍少窈打量了一下麻城县来的两个捕快，这两位看起来都十分年轻，都未必到二十岁，一高一矮，高的像竹竿，矮的像冬瓜，都长了一张歪瓜裂枣的脸。衣衫破旧，而且还隐隐散发着臭味。四只手全都严重皲裂，不知是怎么弄的。这种人她过去见过不少，标准的底层跑腿炮灰。
看基层的兄弟这么辛苦，霍少窈虽然觉得这事着实扯淡，也不愿说什么刻薄的话。她把协查函递了回去：“不是我打退堂鼓，这案子实在是不好办。就说级别最低的江夏县衙，多少人命案子还挂着呢。贵县这协查函就算递过去，他们看在诸葛县令和梅县丞的面子上，也就把画像临摹几份，往城门口一贴，剩下的事就听天由命了。对了，这几天他们三个在城里到处吃牛肉，怎么一直没见你们两个？”
矮个子捕快说：“我们去天桴记干活了，洗了七天下水。”好家伙，怪不得这么臭。天桴记就是武昌的那家皇商屠宰场。高个子捕快说：“经过我们的观察，基本可以确定，大鼻子和老三两人是天桴记的供货商。”
洗下水这活，霍少窈想想就觉得恶心，一想到这俩捕快居然干了七天，实在不得不佩服这二位。想到这里，不由得鄙视地看了看吃牛肉三人组。
潘如在和齐德隆这俩没皮没脸的家伙当然毫不在意，陈思舜有点不好意思：“不是我们坑这两位兄弟，实在是我们的扮相不像做工的啊。”
霍少窈说：“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高个子捕快说：“本来想按平时的办法来的，可是陈先生不让。”霍少窈好奇地问：“那你们平时都怎么办案？”矮个子捕快说：“把收赃的弄起来，狠狠收拾他娘的一顿，不怕他不交代。”
霍少窈以手扶额，果然不该对这俩乡下捕快抱什么期望。也对，麻城县衙平时还能咋办案，打呗。
看在两位捕快兄弟卧底洗了七天下水的份上，霍少窈还是耐心解释道：“陈先生已经打探了，天桴记的掌柜过去是霍山伯家的厨师，不要说你们了，就是我这个有官身的人，也不敢轻易惹他。”霍山伯家族在顺朝是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初代霍山伯是当年的农民军首领老回回马守应的一个远房族侄，后来跟着张献忠的四个义子一起投降了顺朝，李自成让他继马守应之嗣，封其为霍山伯。
当大顺的江山稳定之后，为了制衡闯军老兄弟，西营、曹营、小袁营、革左五营、南方义军乃至明朝降将出身的这些人，被一个个提拔起来，霍山伯家族和革左五营、大别山奴仆起义军和西营三个系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再加上连着两代霍山伯都比较有能力，出任总督而且干得不错，家族积攒了大量的人脉和财富。所以当退居二线后，他们家就轻易地谋到了天桴记这个产业。虽然天桴记是皇商，但是皇帝的股份只是象征性有一点而已，马家的股份占到七成。
其实霍少窈这还是悠着说。马家的许多旁支族人就住在武昌，掌握了许多产业，购置的土地也不少。顺朝不准勋贵兼并土地，可勋贵的次子、三子不是勋贵，他们兼并土地可没人管。马家在教育上投资很多，给本地的儒学、军学、经学都捐了款，其族人有考科举做文官的，有当军官的，有做经师的，就连贺碧锋这次征地，都特意把所有和马家有关的地方全部绕开，捡了俞家这个“软柿子”捏。
大顺的捕快办案，逮住嫌疑人一顿暴揍算是最温柔的方式了，但那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的。天桴记的掌柜就算是马家的厨子，那也比江夏县令说话更好使。人家这样的身份地位，偷你几头牛怎么了？不出去杀人放火就算狗腿子界的良心了。
这俩捕快就算是乡下来的，也知道这点最起码的官场规矩，知道这事没什么戏。互相对视一下，满脸失望。霍少窈有点奇怪，她见过的捕快多了，从来也没见过谁这么敬业啊，普通的捕快自己不去偷老百姓的牛就谢天谢地了，这俩人为什么如此受苦受累，非要查这个案子？诸葛阳宁和梅文山都是在官场上混得快要成精的人，更不该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啊。
陈思舜忽然说：“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霍少窈截住他的话头：“打住，你们的办法，不用说我就知道有多离谱。”
第九十六章 商城
张德约、廖世彩、黄达朗、杜仁四人带着满面风尘，走进了这座拉科塔人的首都。
按华人的说法，这座城市名为“商城”，它的名字来自苏族语言中“交换”这个词，在李西平的世界，这里叫作比灵斯市。
这座黄石河畔的城市现在是拉科塔同盟的政治中心，各个部族都来这里交易商品。在城市附近分布着大量农田和牧场，这里是拉科塔人最早接触华人的地方，也是最早开始农耕的地方，从农村建筑来看，简直和顺朝北方没什么分别。
走在商城的街上，能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等。最多的就是本地的原住民，经过了几十年的农耕生活，他们已经挺过了华人带来的瘟疫，能活下来的都是有了一定免疫力的人。随着食物供给和卫生条件的进步，苏族人的人口在二十年前就迎来了出生率大爆发，现在商城的街上年轻人的比例非常高。
华人是商城的第二大种族，既有来做生意的商人，也有脱离阿拉斯加的统治跑来种地的人，其中甚至有一些进入了拉科塔的议事会。来到大平原上的华人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故而二代华人几乎都是混血，和本地土著在外貌上差别不大。
拉科塔人没有文字，各部族间语言也不统一，在很多需要文字的场合不得不使用汉字。拉科塔人使用的汉字有点“返璞归真”，更像象形文字。比如说路边一家卖咸鱼的店铺，招牌是一个“”字，不过下面的那四个点变成了“八”。为了标示读音，很多时候会用英文字母按照商城本地口音给汉字注音。
城里也有不少白人，1805年，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来到了这里，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白人商人来采购毛皮。在这里，白人和原住民相处得十分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