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未学一时还不敢回芸秋村面对死者家属，和张瞎子一起留在葭泊，带人把土匪的尸体烧掉，以免雪化后传瘟，同时继续哨探乱石寨的情况。
“夏大哥！简二哥来了！”张瞎子喊道。
“真对不住，没赶上打仗，兄弟们在这里拼命……”简有文很是愧疚。夏未学说：“这说的哪里话，大雪天的，你一天一夜没休息，不比打仗的兄弟轻松。我昨晚带着八十人兜了个大圈子，结果只开了一枪，你这么说，可是让我无地自容了。说说李县丞那边的情况吧。”
简有文说：“李大人倒是立刻答应出兵了，可县里的大人比葭泊里的王八还多，李大人能调得动的也就县城那些民壮，他们打仗的本事还不如咱们呢。李大人说他得想办法调些援兵，最晚在后天日落前，能到芸秋村。不敢保证能把葭泊抢回来，但至少能守住村子。不过看这个样子，已经用不着了。”
夏未学心里对李西平的好感又多了一些。虽然后天才来增援这个速度实在称不上快，而且听这意思，李西平也拉不来多少兵，但是李西平面对老百姓的请求，能直截了当地给出明确承诺，说明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这已经比大部分的官强了。
夏未学说：“李县丞的援兵还是很有用的，他是杀过洋鬼子的英雄，又代表官府，就算他一个人来，也代表官府支持我们，能大大提振士气。对了，李县丞对葭泊的事情怎么看？”
简有文也不笨，当然知道夏未学指的是什么，也问过李西平了：“李大人说，麻城的问题特事特办，按诸葛县尊对他的指示，在和流民土寨打交道时，只要没犯杀人重罪的，都可以赦宥招安。只要葭泊接受丈田，从此就是编户齐民，也可以和苔茹庄、芸秋村一样编练乡勇，由官府发给武器，派遣教官，各村联防联保。”大顺朝的法律本来就是摆设，皇帝给了诸葛阳宁招安的权限，诸葛阳宁自然也就可以给李西平这样的权限，什么法不法的，在皇帝的重点项目面前都是浮云。
简有文说：“李大人虽然没明说，但是他给我详细讲了杀人重罪这事是如何核定的。得有官府发的通缉令，核实是本人之后，才能三鞫六问，断案定罪，以免出现冤假错案。”
夏未学笑了，这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官府的通缉令？那玩意还不和废纸一样，每年在逃的通缉犯不计其数，很多时候通缉令都懒得往远处发，给邻近州县发几份应付差事，然后官吏们就把制作通缉令的纸墨钱瓜分了。大部分通缉令都没有画像，就算有，这年头县里画师的绘画技术，画得像才有鬼呢。李西平说要按通缉令抓人，那等于摆明了告诉他们，葭泊里没有杀人犯。
就拿张三、李四俩人来说，昨晚的战斗中，他们两个人各使一把朴刀，总共杀死了五个土匪，救了赵登和黄耀的性命，自己还毫发无伤，要说他们之前没杀过人，鬼都不信。但只要麻城没有他们的通缉令，或者有，但是放在档案库里喂蛀虫，没人愿意翻，或者即便翻出来了，上面写的名字也是他们本来的名字，而不是张三、李四，那么重新登记户籍之后，他们就是麻城县葭泊村的土著张三、李四，从此就是良民了，与原来身份再无瓜葛。哪怕在别处被衙役捕快捉住了，他们也可以拿出麻城县衙发给的户籍证明，证实自己是没有案底的。
李西平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犹豫了好一阵，葭泊人不可能全是官逼民反，肯定也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恶性罪犯。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枉法一次，因为对葭泊人的案底进行系统的甄别肯定是不可能的，大顺朝的法律就不是保护老百姓的法律，犯法者当然也不一定是坏人，崖州的叶文焕、邓通，按照大顺的法律不也是杀人犯吗？大顺朝连皇上都是人贩子，少抓几个罪犯也不要紧。葭泊中隐藏的那些罪犯，就算有真正的暴徒，他们的破坏力也远远比不上整个葭泊的流民被逼上绝路的破坏力。为了配合大顺朝低下的司法水平，适当枉法有益社会稳定。
夏未学说：“今天我们先回村休整，明天一早，我们分头行动，还得办一件事。”简有文说：“你说吧，什么事？”
夏未学说：“你去高家庄，我去明家寨，我们说动这两家一起出兵，三家联手，踏平乱石寨！”
明家寨寨主明五原本是顺朝官军中的一个大头兵，与武魁过去当兵的卫戍部队不同，他隶属顺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前营。然而前营驻军内地，不经大战锤炼，自打西南改土归流消停之后，无所事事，很快就烂了，和那些二三流的卫戍部队半斤八两，很多军官士兵平时都有别的营生。
比如说明五的顶头上司，是一位掌旅，就承包了建筑工程，而且让手下的兵出工，报酬给得非常少，不出工不行，随便找个由头开了你。前营的军饷给得不少，一般人舍不得扔下这个当兵的身份。
明五这个人，谁也想不到他会造反，所有同袍都知道，这是个极度崇拜体制，对编制视若性命的人，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将来平安退休，让儿子接着当兵。
结果，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工地上吃得太差而发牢骚，被掌旅抓住典型来杀鸡儆猴，开除了。而且开除的理由居然是他最近一个月点卯不到，属于旷工。然而他为啥旷工呢？难道不是因为被掌旅派来当建筑工人吗？
就算明五一心给大顺当狗，也不能直接杀狗吃肉吧。挨骂、挨打、饿肚子、当苦力、拖欠工资，明五都能忍，可是现在连他最爱的编制都没了，那老子还怕什么？
明五随手捡起一块板砖，砰砰砰几砖下去，掌旅就看见了自己的脑浆。明五叫上一群伙伴，跑到麻城来啸聚山林。
明五的小伙伴们临走前都忙着抢夺财物，唯独明五冲进掌旅的办公室，抢了一本《前营操典条例》。来到麻城之后，他直接找了一个现成的土匪山寨鸠占鹊巢，杀了寨主，收编喽，自己坐了头把交椅，山寨改称明家寨。
因为打死了掌旅，所以明五自称比掌旅更高一级的都尉。明家寨位于一块山间平地，明五就在这里招募流民，训练队伍，别人的头领叫二当家、三当家，他这里叫掌旅、部总，事事拿着那本条例要求“军事化管理”，在山里自己过做官的瘾。
之前的麻城官府对这个沐猴而冠的家伙感到哭笑不得，他们不是不知道明五是前营那个杀死掌旅叛逃的逃犯，然而他们不打算向上级汇报，汇报了就得围剿，围剿对麻城有什么好处？
即便落草为寇，明五崇拜体制的习惯依然没改，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绿林道的人，对外自称“山民”。不敢下山抢劫士绅，就教喽种地，聚拢了一群比他更胆小的穷苦百姓，在山里种点杂粮果蔬，凑合活着，偶尔和附近的土豪为了争夺资源械斗。官府找他们收税，他们还象征性地敷衍一下。
虽然在襄京，明五是杀官造反的巨寇，可是在麻城，他只是个偷税漏税的土财主而已。既然如此，麻城县何苦要为难他们。真要是官军来围剿明五，那祸害程度恐怕一百个明五也比不了。
而且明五拿正规军那一套来约束山民，还是挺有成效的，虽说每个方面都弄得似是而非，可明家寨的山民们还是有了最起码的纪律。
明五不是清正廉明的人，生活享受比一般的兄弟高不少，光是小老婆就娶了四个。他手下的头领也严格按照级别各有各的待遇，吃喝穿戴都比小兵好得多，小兵里还要分出不同等级。但是每次和其他土匪豪强争斗，明五都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手下如果功不配位，就算是从襄京跟他一起来的老兄弟，他也会“贬官”，对于有功之人，不管是不是嫡系都会“升赏”。
明五的这套“官职”固然只是个官迷过家家，他的“重赏”一般就是十斤大米、两条腊肉之类的，可明家寨的人愿意陪他玩，因为他这一套比那帮真官兵公平多了。所以如果真官军来了，还真不见得打得过明五。
高家庄则是纯粹的麻城土豪，他们家读书不行，连秀才都没出几个，举人更是一个没有，但是人实在太多了，全庄一千多人，所有男人全都姓高。整个高家总共十八个分支，互相之间并不和睦，但是在对抗外人的时候还是很齐心的。他们占据高家庄一带，也和明五一样稍微缴纳一点皇粮国税。
理论上来说，他们的身份是完全合法的。不过实际上，高家庄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官府除了象征性地收取一些钱粮，不能过问高家庄的任何事情，诸葛阳宁和虞五绝的丈田现在也没涉及高家庄。
简有文说：“高家和明五都素来是不愿意惹事的，与我们又没多少交情，能出兵吗？尤其是高家，等他们十八个族长吵出结果来，还不得明年开春了。”
夏未学说：“现在高家即便不惹事，也已经摊上事了。他们全村都姓高，所以只能和外村通婚，在附近村庄都有亲戚。武魁因为缺粮，已经抢了两个和高家有姻亲的村子，杀了不少人。而且最近有一个叫高大金的，已经争取了高家七八个分支的支持，他们办事没那么慢了。你只要告诉他们李县丞和明五都同意出兵了，别的事高大金会替你办的。至于明五，我自有办法。”
接下来的一个白天中，其他逃散的葭泊人也陆续聚集到了芸秋村。苔茹庄那边留下了逃到他们那里的葭泊老弱，但是把十二个青壮送来了，还给他们每人一件冬衣、一口朴刀、一根杆棒。夏未学决定，直接把投降的乱石寨辅兵也编入队伍。赵登心里是反对的，但葭泊人是靠着芸秋村的力量才打跑了武魁，所以赵登也没说什么，只是带人指认了三个对俘虏施暴的人，至于其他在战场上打死人的，就一概既往不咎了。
夏未学让张小七直接把这三个人拉到村外斩首。这种民匪混战中，私刑杀人是家常便饭，官府从来不管。夏未学杀人之前还找证人给他们定罪，已经比很多官府更公道了。
夏未学花了一天的时间给自己的手下编队，赵登和黄耀伤得都不重，夏未学让他们先带着大家做些简单的游戏一样的训练，至少熟悉自己的同伴。虽然昨晚损失惨重，但他的兵力反而增多了，下次出兵的时候，他可以出动三百大军。
当然，这三百人更加乌合之众了，除了芸秋村和葭泊的人，又加上了投降的乱石寨辅兵。这些人有的非常痛恨武魁，有的则是提起武魁就浑身哆嗦。他们有的人的妻女被武魁的手下霸占，还在乱石寨中。夏未学甚至怀疑，其中有人想回到武魁那边，像成深那样争取一个战兵身份。
出兵攻打乱石寨，难度比进攻葭泊又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虽然意外地没有出现“下雪不冷雪后冷”的情况，气温还是提高了一些，但也没高到哪去。在到处是积雪的情况下进入一座盘踞土匪的山中，官军的正规部队轻易都不敢这样做。后勤补给也是个大难题，现在夏未学都无法保证自己的队伍每人有一件棉衣。
无论明家寨还是高家庄，本质上来说都是草台班子，他们能在麻城称霸一方，并不是他们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以前的官府太烂了，根本管不明白基层，也懒得管。芸秋村的队伍更是三家中最草台班子的一个，三家联手，不互相拖后腿就谢天谢地了。但夏未学还是坚持要打这一仗，若不彻底把武魁拍死，等他缓过气来，芸秋村依然不是他的敌手。但靠芸秋村自己的力量，就算加上李西平的援兵，也不可能打得下乱石寨，只能联合明高两家。
实际上，就连武魁也不是什么高人，一县之内土匪中的杰出人物而已，如果面对像湖南、江西派去围剿粤北农民军的援剿军那样的正规部队，根本不堪一击。只不过，正规部队是给皇帝打工的，不是为芸秋村这种草民服务的。
一场永载史册的菜鸡互啄，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一一章 马王爷
“住手！都住手！不许打架！”一队穿着蓝制服的警察冲了上来，用藤牌和木棍分开了群殴的人群。
新上任的襄京南城警察署署长周德生指挥着手下，把参加斗殴的人都锁了起来，分到两个地方关押。原因很简单，因为斗殴的一方，带队的人就是他的族弟周大福。
顺朝的警政，一开始试图模仿十三年前成立的英国警察，但是了解了一下苏格兰场之后，顺朝的官员觉得，这玩意有什么好学的。
此时的英国警察，和大顺的胥吏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可能和大明的胥吏差不多，各种农民、工匠、马夫、建筑工、面包师、纺织工人，为了混口饭吃，到苏格兰场来滥竽充数充当警察。警察的工资不高，也没什么像样的训练，他们的纪律性可想而知，经常玩忽职守，勒索民众，甚至和犯罪分子沆瀣一气，酗酒、抗命之类的事情更是家常便饭。许多英国人抵制警察，认为自己交治安税供养警察，可警察却把治安搅得更差了。
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警察才走上正规化道路。而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警察还是人厌狗嫌的角色。英国警察穿的也是蓝色制服，所以为了区别军队里那帮红衣的贼配军，英国老百姓管他们叫“生龙虾”，还有“蓝色魔鬼”等外号。
英国之所以要成立警察，是因为伦敦的高犯罪率。1825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大量失业工人沦为盗贼，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成立警察机构。而顺朝成立警察的初衷，是由于德明帝在襄京搞裁军，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前营在内的很多部队被裁掉了，为了让大量的退伍军人不流散成盗贼，不得不设立警察这个机构来容纳他们。
因此，顺朝的警察机构之臃肿令人震惊。明知道很多人对于治安起不到什么作用，也要为了稳定花钱养着。襄京府设置了一个外委同知和一个外委通判，作为警察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县都有一个警察署，襄京城内则设置了东南西北四个警察署，下面的巡检司还要设置分署。
周德生原本是汉江巡防标的一个都尉，又是勋贵后代，自然能在警察机构谋一个位置。汉江巡防标改编成了水上警察总署，原来的威武将军担任总署长，周德生为了官职能高一些，决定换个部门，使了点钱之后，就谋到了襄京南城警察署长的职位。
都尉是五品官，警察署长则只有八品，不过顺朝的武将官职本来就虚高，周德生对这个倒没有太大意见。而且他的官职虽然降了，待遇并没有降，还是按五品官的标准，每月俸禄为六十两。
在改编警察的过程中，沙汰了一些长期不到岗的人员，还惩处了几个吃空饷特别厉害的军官，旧军队的弊病有所缓解，但依然治标不治本。警察们的首要任务是创收，其次才是维护治安。就拿周德生来说，他这个官是花钱运动来的，还指望他上任之后为百姓服务吗？到岗第一天，整个南城的商户就都来他这里报道了，不给署长点孝敬，还想做生意？周德生不是那种敲骨吸髓的大贪官，稍微送点礼物就能打发，但绝不能什么都不送。
就这，南城的商户已经觉得周大人是好官了，至少他收了钱还能办事，平时有些地痞流氓、小偷强盗滋扰这些商户，周德生还会出面教训他们。而有的署长，给他送礼只能换他不来找你的麻烦，出了事甭指望他。周德生只是在端午、中秋、春节这三个时间和他的生日收取常例礼物，别的署长可就没准了，三天两头找个借口收一回。
最近周德生的任务，是维护藜光书坊的生产。藜光书坊就开在襄京南城的地界，自打他们开业，襄京的其他印刷作坊就干不下去了。刘彭作为和皇帝十分亲近的高级皇商，经营藜光书坊时就考虑了这一点，所以预留了工作岗位，雇佣失业的印刷工人。虽然机器印刷需要的工人没有传统那么手工印刷那么多，但藜光书坊的产能远超之前整个襄京所有印刷作坊，还是能容纳大部分印刷工人的。
但是，正如清朝的洋务企业衙门气息浓厚一样，顺朝的皇商也没好到哪去。这是封建官僚的通病，可不像满汉缺额、绿营军备那样是民族问题导致的特殊情况。刘彭负责的项目很多，经过了前期创立阶段，就不再直接管理藜光书坊，然后他安排的管理人员就立刻搞出了事情。
刘彭决定的藜光书坊人员配额有点超编，他作为皇商高层，首先考虑的是不惹事。但是下面具体负责经营的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利润和自己的分红，所以并没有按照刘彭的要求招募那么多人。尤其是那些年龄偏大，学习机器生产的能力下降的老工人，能不雇佣就不雇佣。反正刘彭对于襄京的印刷业情况也缺乏精确的统计，不可能预先规定好一切，给了这些人灵活裁量的权限。为了压缩工人工资，他们甚至优先雇了一些之前不是印刷工人，但是没有家眷，能接受更低的工资的人。在那些管理岗，又塞进来一大堆自己的亲戚。
于是就有人趁机和他们对抗了，受冲击的印刷作坊主组织起那些没被雇佣的印刷工人，开始示威抗议。
这些作坊主能经营起手工作坊，或多或少也有后台，有很多作坊的出资人就是本地乡绅。要说真的一把火将藜光书坊烧了，他们没这个胆量，但在这场博弈中，他们必须得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能让皇商随意占他们的便宜。至少要阻碍藜光书坊的生产，为自己争取更好的价码。
刘彭之前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而且在藜光书坊预留了股份，打算卖给这些乡绅。但是不能现在就卖，如果藜光书坊一开始就是和这些乡绅合资，那刘彭在其中势必处处受限。强龙不压地头蛇，哪怕皇商，在地方上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乡绅的利益，尤其是襄京的乡绅，世兵出身的不在少数，同样是皇帝的自己人。
刘彭代表皇权不假，可皇权也不能无限制地想搞死谁就搞死谁，用特权压人也是需要成本的，乡绅也是皇权统治基础的一部分，太迁就他们不行，可一味压制他们同样不利于皇帝的统治。对于刘彭这样的皇商来说，使用特权的次数越多，意味着他在皇帝眼中越不中用。
因此，刘彭的策略是，先拉两家最弱小的作坊主做样板，然后靠商业手段展示出压倒性的力量，最后逼其他乡绅关了作坊来入股。这样既保证了自己不受限制，拥有主导权，又不用靠皇帝的命令强行打压乡绅。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乡绅采取对抗政策，不过刘彭对于乡绅能采用的手段早有预判，除非他们敢直接掀桌，组织农民起义，否则别的那些手段他都能轻松应对，就算下面的人处理不当出了意外，意外也大不到哪去。
所以，这场争斗只是一场剧本早就写好的戏剧而已，演员的临场发挥不会影响主要剧情的走向。被作坊主组织起来的印刷工人，只不过是龙套而已。乡绅们本来就没指望打赢皇商，只是想提高价码，斗争一开始就是为了妥协。
但是这些龙套自己并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抗争，在三个秀才的带领下一窝蜂冲向藜光书坊。
这三个秀才里，有一个是真的不畏权贵，见藜光书坊侵夺了普通印刷工人的生计，又见该书坊出版了很多西洋书籍，甚至有“伤风败俗”的内容，才要和他们斗一斗。而另外两个都是作坊主雇来的职业流氓秀才。
顺朝不可能让所有秀才都考上举人，没有那么多官缺。但是为了圈住读书人，又不得不不断授予秀才功名。起初尚有节制，后来则越授越滥。选拔秀才的府试由地方官府负责，舞弊很容易，花钱买个秀才功名的劣绅大有人在。如此一来，秀才的流氓化就不可避免了。
前段时间，作坊主们主要还是文斗，雇了一批秀才写文章骂藜光书坊。但刘彭本来就是个商人，骂他的杀伤力似乎不大，于是就改了武斗。这一次，示威队伍要给工厂的设备造成一点破坏。就和英国的卢德运动一样，很多印刷工人认为自己失业要怪机器，英国用于镇压卢德运动的兵力，甚至超过用来打拿破仑的兵力。这种方式也比较符合作坊主们现在的需求，砸几台机器，不闹出人命，将来讲和的时候就有谈判的余地。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刘彭看来，这些进口机器可比几个印刷工人的命值钱多了，他早就有准备，从襄京造船厂借了一批保安来。
襄京造船厂的保安，主力也是汉江巡防标裁撤下来的水师官兵，还混杂了一些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用来防止汉江上的船户因为被夺了生计而报复船厂。能在江上跑船的人，大部分都有不亚于水匪的胆量，所以襄京造船厂的安保等级也比藜光书坊高得多，他们的保安队伍更庞大，雇了更多退伍兵，战斗力更高，而且也有一个秀才带队。
于是在这位秀才的指挥下，以周大福为首的造船厂、印刷厂两厂保安，把失业的印刷工人和作坊主临时雇来的打手们打了个落花流水。他们也牢记着自家老板的嘱咐，不要惹事，不要打出人命。
等到周德生带着警察来处理案子，问了保安队长周大福几句话，就断案了。既然斗殴发生在藜光书坊的地界，那肯定是来砸机器的印刷工人们没理，打了人的保安们立刻释放。至于挨了打的工人，先在班房里关着吧。周德生还算是比较讲良心的，见工人们有很多受伤的，有的牙被打掉了，还有骨折的，让手下警察叫了个大夫来给他们看看。当然，医药费得工人自己出。
参与斗殴的四个秀才，周德生不好处理他们，关押秀才是大事，虽然他有这个权限，但是会导致襄京舆论大战，周德生不想惹这个麻烦，给他们断个互殴，强行和解，让他们各自滚蛋。虽然理论上来说，他这个警察署长不应该有司法权，但顺朝的司法系统管理非常混乱，县衙、府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周德生能处理尽量处理，没事不要把案子往他们那里送。周德生甚至到现在都没搞明白自己应该和襄京府衙对接还是和襄阳县衙对接。
真要是把所有参加斗殴的人都移交衙门，“依法判决”，冲进工厂砸机器的罪名已经可以流放台湾了，但是周德生觉得没必要。一来本乡本土的，不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二来把他们流放台湾，对周德生有什么好处？还不如直接让他们家里交罚款来赎人，罚款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被警察署截留。
接下来几天时间里，那帮被作坊主雇来的职业打手先被放出去了。他们不是单打独斗的普通地痞，而是有组织的，作坊主在雇他们的时候，就和他们的“带头大哥”预先谈好了被抓进班房之后怎么赎人。
工人们则是靠自己家里凑钱赎人，才陆陆续续出去。作坊主为了自己的名声，也来看过他们，送过两次饭，然后就不管了。周德生还不算太凶恶的官，起码把班房收拾得很干净，也给被关押的工人正常吃饭，没造成在押人员死亡。
有的工人家境困难，甚至压根没有家眷，得靠其他工人一起集资来赎人。最后有几个外地工人，实在没人赎了，还是周德生看他们可怜，告诉手下人：“这几个穷鬼没什么油水可榨了，别死在咱们这儿，揍他们一顿，让他们滚蛋吧。”放走之前还必须得揍一顿，而且必须揍得非常狠，一寸寸地细细揍，否则以后再抓人，就有可能会有人选择硬熬着不交钱。警察逼他们在欠条上画押，欠条上写了他们欠罚款若干，伙食费若干，医药费若干，以后要是找到工作，还得还钱。
别看周德生殴打工人，勒索钱财，这已经算有良心的了，有的警察真的会选择不交钱就不放人，把人锁在肮脏污秽的班房里，每天睡泥地、吃馊饭、喝污水，挨毒打，一直关到死。因为这种外地工人画押的欠条不太可能真的收得到钱，他们被释放之后多半会直接逃回故乡，所以警察宁可关死他们，以威慑那些不愿意交钱的人。
周德生和他手下的警察这么做，倒也不是完全出于良心。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襄京本地人，家人不是住在城里，就是住在附近的农村，所以周德生一直告诫手下，咱们抓人可以，打人可以，要钱可以，但别真闹出人命，真要是把别人逼得走投无路，咱们也没有好果子吃。
毕竟以大顺王朝的腐化程度，现在也不过是王朝中期而已。虽然官府已经很烂了，但是像周德生这样有理智、不敢涸泽而渔的官员还是不少的。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工人和作坊主分裂了，本地工人和外地工人分裂了，刘彭是管出版业的，当然知道在舆论上应该如何战斗，抓住这个机会，展开了大举反击。打架打不过，吵架也吵不过，本地经营印刷业的缙绅接受刘彭的合作条件已经是定局了。
襄京行宫中，此时襄京主事的七个人正在议事。
德明帝“南征”期间，从京城的很多部门各抽调了一部分人来襄京，回京时却没有带上他们。正相反，他留下了七个人组成的议事会，来维持襄京行在继续运转。
之前出场过的卜中兴和刘彭都是这个议事会的成员，卜中兴是三品的高官，刘彭是白身，但是在这个议事会中，二人的地位是等夷的。他们两个共同负责洋务产业的兴办，卜中兴负责协调官府的资源，刘彭负责管理商业经营。
议事会的其他五个人是：
彭水男高四海，他出身于莒侯高一功家族的旁支，与德明帝同学，在西南镇压过几次小规模的土司暴动和农民起义，对于前营比较熟悉，由他负责裁军和新军训练的事宜。
兵政府侍郎何以琼，顺朝的兵政府官员有很多是武举出身的，但何以琼是文举出身，他是由举人入官，从未入流的典史一路做到节度使，然后平调到京城担任兵政府侍郎，负责对接兵部职方司。德明帝从兵部调了一整套班子过来，作为军事改革的后援管理团队，兼管军学的课程改革。
御前侍卫任国冲，他也是德明帝的同学，出身于陕侯任继荣家族，是现任陕侯的亲叔叔。他没有具体的职能，主要负责监察，并且为改革提供皇权支持。
侍中褚备德，进士出身，由县令、州牧做到知府，然后调到户政府工作。现在他主要负责经济改革方面的工作。
宫廷女官姜琅琅，海户出身，因为做德明帝长子的保姆而跻身高级女官行列。德明帝临走前才把她调来襄京，主要负责属于皇家的财务问题。
从这七个人的配置，就能看出德明帝对这次改革的真正期许是什么了。
借着鸦片战争战败的机会，德明帝搞了襄京孝廉会，把全天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和谈、与俄国联姻、派遣留学生、搞洋务这些问题上，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德明帝真正关心的，他真正要发力的点还是国内的土地问题。
经过二百年的制度演变，内阁的作用越来越淡化，军师署的侍中才是真正的内阁成员。既然只来了两个侍中，那就说明褚备德负责的经济改革还有卜中兴负责的铁路项目才是关键，其他的都是辅助甚至幌子。
在德明帝的观念里，顺朝现在所处的时期，大约相当于宋朝的徽宗时期，明朝的世宗时期，社会矛盾严重，土地兼并剧烈。德明帝脑子里没有那么多专有名词，不过类似的概念是有的。
对于洋人，德明帝不担心，只要不作死，就不会出靖康耻这种级别的事情。由于对工业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并不了解，德明帝觉得洋人就算再厉害，庚戌之变的程度就是极限了。洋人的到来反而是个机遇，既给改革提供了大义名分，又能学到新技术。
德明帝既没有准确地判断出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和本国的工业化会给棉花、芝麻、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带来多大的需求，也没有准确地估计到工业化的纺织业对于家庭手工业的冲击多么难以遏制，所以他也就没考虑到铁路会对小农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他制定出的方案自然就走上了“饮鸩止渴”的道路。根本性的措施是将麻城县的改革向更大的范围推广，遏制土地兼并，稳定自耕农、永佃农群体，改革赋税，和宋朝、明朝中期做的改革一样，为王朝延年益寿。
为了推动改革稳步且更有成效地进行，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新军、洋务军工企业、铁路三者配合，保证了顺军强大的镇压能力，内部不会出大问题。第二，铁路和民用洋务企业带来的利润保证了改革的资金安全。第三，铁路带动东北土地增值，方便直隶、河南、山东的无地农民移民东北，缓解内地的压力。第四，新式教育为改革提供人力支持。
因此，负责经济改革的褚备德是第一要紧的人物，负责铁路的卜中兴次之。新军和新学的改革因为都涉及人的问题，所以首先要求稳，进度可以慢，尽量平稳缓慢地进行人事变动，不要搞出当年崇祯一下子裁一大群驿卒那种事。
当然，为了改革，德明帝还有一些别的准备，不过那就不是襄京的这七个人要考虑的了。
见七人都到齐了，刘彭稍微通报了一下书坊和工人打架的情况。其他人都没当回事，襄京那些开印刷作坊的普通乡绅的门路还走不到他们这里，而且刘彭也没干什么，不过就是把工人打了一顿，皇亲国戚仗势欺人才干这么一点坏事，这值得一提吗？只要事态不继续扩大，影响其他部门的工作，其他六个议事会成员当然不会在乎印刷工人的死活，反正才这么几个工人，造不了反。
刘彭甚至没怎么责怪那些擅自削减雇工名额的手下。刘彭要求雇佣失业的印刷工人，又不是因为爱工人，只不过是因为担心工人闹事，既然现在工人已经被镇压下去了，那么既然“结果是好的”，过程他也就不深究了。
何以琼说：“这个周德生处置得不错啊，对朝廷政策掌握得很好，既惩治了斗殴滋事之徒，又没惹出事端。”高四海说：“他是参加过援浙军的，和英国打过仗。最近我们要成立襄京警察总署，不如署长就让他来做吧。”
在近来的警政实践中，议事会发现一个外委同知和一个外委通判很难协调整个襄京十个警署的工作，所以决定再设立一个襄京警察总署。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需要安置的人太多，增加一个警察总署能增加不少编制。这种“做好事”，能让议事会的风评大大提高，皇上本来就要花钱买平安，他们又何必替皇上省钱呢。
“说说麻城的事吧。”褚备德说，“麻城民籍地区的丈田工作快要结束了，清查隐田很有成效。下一步就是明年开春对土寨地区的丈田了。诸葛县令说，最好把前营淘汰下来的军械给他们一批，好武装乡勇。”何以琼说：“这个容易，眼下襄京武库中各式器械堆积如山，只要不是火炮、铠甲、旌旗这些违禁之物，别的都随他取用，倒省了我们保管的麻烦。”
在封建王朝的逻辑中，清查隐田其实不见得是一件道德高尚的事，因为这是典型的“与民争利”，丈田就是为了多收税，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种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丈田又不是光丈地主的地，当然也会对自耕农私自开垦的隐田多收税。但是顺朝对于缙绅的限制原本就多，德明帝借着鸦片战争战败的机会抛出一堆重磅炸弹，一个偏僻的县里的丈田活动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
任国冲说：“诸葛县令做得不错，麻城治安败坏，非止一日，他一直没调动援兵，只靠那一百个卫队、一百个学生，就把联防联保的基础办起来了。下一步要对土寨动手了，我们不如就把权限再放宽吧。”卜中兴问：“放宽到什么程度？”任国冲答道：“谋逆以下，皆不问。”
行，特务头子都这么说了，其他人也没什么意见。虽然说都在湖北，甚至都在湖北北部，麻城也离襄京有七百里路程，用最快的驿传也得有几天的通信周期，一旦开始剿匪战斗，很多事情襄京不方便遥制。
再说了，顺朝没搞“十恶不赦”那一套，凡是反对李家的活动就是谋逆，谋逆以下最重的罪就是杀人。大顺的官杀个人，那不是家常便饭吗，所以诸葛阳宁的权限其实没扩大多少。唯一的区别就是，有的人他过去不能随便杀，但现在可以轻易扣一个“通匪”的帽子就干掉，有襄京的议事会给他撑腰，不会引来任何麻烦。
刘彭说：“诸葛县令的报告倒是写得四平八稳，一切正常，不知麻城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姜琅琅说：“倒还有一件奇事，是汉口的龙衣卫报给我的。说麻城县衙派了两个师爷，两个捕快，还有一个汉口的小商人带路，他们五个人，要在武昌抓四个盗卖耕牛的人。”
高四海笑道：“在武昌抓偷牛的，好啊，让他们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任国冲说：“只是不知道究竟是马王爷，还是牛魔王。”这个案子根本不需要查，谁是最大的偷牛贼，湖北地界的官哪有不清楚的。
姜琅琅说：“问题就出在马王爷身上，就算他三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