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怀疑窦衍章，这么大规模的瘟疫，不可能是人为制造的，但是瘟疫在定海县城快速集中地爆发，确实是人为的。
窦衍章在奉化搜罗净桶，也不算特别机密的事，也不用什么青天大老爷，只要是个智力正常的官，想调查都能查出来。
可是根本没人查，哪个当官的会关心几个净桶的去向？闹瘟疫这么大的事情，有良心的要救灾，没良心的要捞钱，更多的人是又救灾又捞钱，前途和钱途要紧，哪有谁会闲着没事和大粪打交道。
就算查出来，朝廷能承认吗？朝廷在乎吗？朝廷的征虏大将军，行邪法妖术，制造瘟疫，此等骇人听闻的事情，朝廷是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再说了，别说是浙东闹霍乱，就是浙东老百姓死绝了，只要让英军受了损失了，皇上能当一回事？
窦衍章当然是忠臣，为大顺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可是，他忠于的大顺是谁的大顺呢？
比如说，李西平也觉得自己现在挺忠于大顺的，但是他理解的大顺，和窦衍章理解的大顺肯定不是一个大顺。
正在和李西平说话的是一个小吏，名叫严起朝。与李西平麾下“四大护法”不同的是，这个年轻的小吏不是“薪俸吏”，而是“工食吏”。
李自成曾经试图靠给所有胥吏开工资来整顿吏治，但是还没执行就放弃了，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大顺朝不可能每年拿一亿两银子去养胥吏。于是，顺朝对胥吏制度的改革就只改了一半，少数年资较深、地位较高的“薪俸吏”是有正常的工资的，而最基层的小吏，每月只有三斗的工食粮。
每月三斗粮食，只够一个人一个月吃饭的开销，胥吏不可能指望这个养家糊口。所以，养家糊口的钱，就得按明朝时的老办法，“自行解决”。这样的人干出什么事，李西平都不会觉得奇怪，一个没有灰色收入老婆孩子就要挨饿的人，还指望他有什么底线？
“李大人，这个魏家的意思，是大家各让一步，只要修院帮忙把佟大仓换掉，过继嗣子的事情就算了，也不会再有人劝卫氏改嫁。”严起朝笑眯眯地说道。
李西平喝了口茶：“我怎么没听出这是各让一步啊？这不净是我让步了。还敢来‘劝’卫氏改嫁？那就来，来了我就拿鸟枪打。我这里有的是乞丐，打死人也不怕。”
严起朝心说这大人比流氓还流氓，这也没办法，这种军功出身的基层官员，就是流氓，你能拿他怎么样？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李西平心里早就不知道骂过多少次司法黑暗了，但是对于他这种已经挤进统治阶级最底层的人来说，只要不招惹比他更有权有势的人，司法黑暗就是保护他的。一般在打架斗殴中死了人，有钱人家往往就会花钱雇一些穷人来顶罪，一般来说，官府为了省事，都会定成误杀，误杀罪不判死刑，不用刑部复核，直接流放了事，穷到能为了银子顶罪的人，也根本不在乎流放。就算是定成死罪，只要肯花钱，也能买到人来顶罪，在这个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都有人饿死的国家，难道还能缺少为了给自己的家人换钱而不要命的人吗。李西平管着善堂，能接触到很多寄居在善堂的乞丐，他想花钱雇个人顶罪，再容易不过了，打死几个来修院闹事的地痞流氓，根本就不叫事。只要别打魏本福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打死谁都只是钱的问题。
李西平说：“这种事是你的衣食所系，我也不来怪你。你也知道，卫氏既在修院出家，佟大仓代佃土地，就得每月送月例米赡养卫氏……”言下之意，这事是有修院的好处在内的，真金白银的事，你就这么红口白牙地干说？
确定了李西平和别的官是一丘之貉后，严起朝倒放心了。也对，人家大人在战场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挣下功名，不为了捞钱，难道还能是为了为百姓服务吗？
严起朝事先算过，佟大仓需要每个月给卫氏和她的女儿各送四斗五升米。卫氏的饭量当然没那么大，所以这些米得折算成银子，供应卫氏生活开销。卫氏不可能扛着米去街上卖，将米折算成银子的工作便得由修院的账房负责，中间的差价便是修院的好处了，这还只是合法的收入。实际操作中，修院收容卫氏，赶走地痞，佟家不可能不贿赂一下，卫氏的钱粮也是可以克扣的。
这样算下来，其实没几个钱，佟家能给李西平的贿赂最多就是十两银子，毕竟佟家要打点的衙门不止修正司这一个。事成之后，李西平每年从卫氏身上得到的收益，多说也不过每年一两银子左右。少归少，可蚊子再小也是肉，对于李西平这种基层小官来说，这就不少了。从成本和收益来看，打死人的事李西平是不会干的，毕竟就算打死一个地痞，连雇人顶罪带打点官府也很可能得花几十两银子，李西平不至于为了这么一点利益就打死人。那么，如果魏本福能够拿出二十两银子，是比较有把握说服李西平放弃插手这件事的。到时候和魏本福说李西平要二十五两，自己讲价到二十二两，还能从中吃二两。严起朝也没法吃太多回扣，李西平是个官，魏本福是个秀才，他一个小吏从这二位身上揩油，不能做得太过分。
严起朝自以为看透了李西平，喜气洋洋地回去了。
李西平当然看不透严起朝，但他并不需要看透，老子堂堂穿越者，九品朝廷命官，需要和你一个小吏玩这种游戏吗？
第十五章 卖过人
大顺，到底是谁的大顺？
皇帝、军师、公爵、大将军，是大顺人吗？
防御使、知府，是大顺人吗？
典史、修正、哨总，是大顺人吗？
魏家兄弟、佟家父子、张三的姐夫曾思，是大顺人吗？
董有为、陈大、锤子，是大顺人吗？
大顺对英国，历来是相当厌恶的，从大顺开国之初就开始了。
就在大顺开国，崇祯上吊的那一年，克伦威尔打赢了马斯顿荒原战役，成为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转折点。
而从澳门收集来的情报，经过传教士加工处理之后，变成了这样：
“信天主教的国王为了筹措军费，要求加税，而那些信清教，靠‘羊吃人’和奴隶贸易发家的士绅不肯交税，于是打起了内战。砍了国王的脑袋之后，克伦威尔又镇压了维护小农利益的掘地派，在爱尔兰大肆屠城。最后，这些反贼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竟然请一个荷兰人来做国王，后来又找了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德国汉诺威选帝侯做国王。”
理论上来说，这说的都是真相，只不过是经过了筛选的真相。
按大顺理解的版本就是：明末的那帮权贵一面大肆兼并土地、逼良为奴，弄得流民四起，一面又不肯出辽饷。而且还搞了白莲教，以此鼓动农民军杀进京城，把崇祯挂在歪脖子树上，然后反过手来又镇压农民军。最后因为担心大明或者大顺复辟，打开山海关，请爱新觉罗家来做天子，后来甚至从日本找了个大名来当天子。
这大顺要是还能对英国有好感，那就见了鬼了，不管是作为封建皇帝，还是农民军的子孙，英国议会这帮人全是国贼，个个都该追赃助饷。
但是传教士们还是失算了，皇帝毕竟是皇帝，个人好恶虽然能影响政策，但要是指望顺朝因为讨厌英国就断绝和英国的贸易，那也是想瞎了心了。只要英国拿出银子来买茶买丝买瓷，谁在乎他们是不是国贼。
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时候，顺朝舆论的反英情绪已经被引爆了，朝廷的大臣、各地的生员，纷纷上书甚至上血书请战。要朝廷坚决拒绝英夷的要求，血战到底。
但是，也有人在给皇帝的密折中提出：这仗恐怕是打不下去了。
英军放弃定海，退回了舟山，那里孤悬海上，受瘟疫的影响小。英军有制海权，顺军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而且再怎么宣扬英国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拦不住有人卖粮食蔬菜给英军。就算英军前一天刚刚抢劫杀人，第二天只要拿出银子，照样能买到东西。
顺朝的家底毕竟还是厚，大量的军队堆在了长三角，就算其中大部分已经腐朽，这人数也不是英军轻易能对付的。长江水道是非常便捷的交通动脉，而且其支流汉江、湘江、赣江各自连接着顺朝的一处基本盘。
汉江上游的襄阳，是李自成最早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不仅均田免粮，而且土地所有者多为世兵，是全世界小农经济最根深蒂固的地方。
湘江上游的衡州，附近多矿，明朝末年的矿工大起义重创本地士绅，因此也比较彻底地均田免粮。当然，现在大顺朝矿工的日子也很惨，但是还没惨到不得不起义的地步，这种生存条件下，组织度较高的矿工是最好的兵源。
赣江上游的赣州，是明末永佃减租运动的发源地，当年佃户领袖的后代，形成了一大批佃富农，他们雇佣许多长工，却没有自己的土地，以租佃别人的土地为业。他们的生产方式颇有些“资本主义萌芽”的意思，甚至还种经济作物，从广东出口到欧洲，但他们的政治立场却是最保守甚至最反动的，因为他们之所以能以很低的地租去租那些书香门第宦官之后的地主们的土地，甚至有连租二百年的，是因为他们祖上是大顺开国功臣，有世兵身份。
所以不管是外敌入侵、士绅作乱还是百姓起义，这些人的态度都是往死里打，而且绝不是光喊一喊而已，而是真的会亲自上阵。一旦答应了英国开埠的请求，广东的贸易地位就会下降，江西到广东的商路必然衰落，赣南地区首当其冲。长江口的松江开埠后，景德镇的瓷器肯定会走更便捷的水路，由赣江入长江，从松江出口，而不是走赣南送到广东，这是关乎无数人生计的事情，是以当地的反英情绪最为强烈。
只要朝廷的钱没花完，仅靠这三个地方，就有近乎无穷无尽的兵源，大顺最不缺的就是穷人，一个个都是连活着都不怕的勇士。一百万两银子砸下去，一年时间就能拉出两万敢打敢拼的大军，真把皇帝逼急了，先砸他个一千万，就算野战打不赢英军，堆在宁波、杭州、松江、苏州、镇江、江宁这些要地，英军也不可能把一个个都啃下来。
为了防止英军闯入长江，长江两岸密密麻麻地修起了炮台，对于官府来说，能用老百姓的劳动力解决的，都不是问题，理论上固然要给工钱，但实际操作中没把老百姓往死里用的就是好官。
真要是英军非要闯长江，这些炮台也不见得拦得住英军，但是英军实在是不愿意这样用蛮力打仗，也担心在炎热季节深入水乡会感染瘟疫。最近他们见到了很多流行血吸虫病的村庄，和顺朝军队相比，他们觉得这些患病的老百姓更可怕，生怕被传染。
英军找到了更简便的办法：袭击粮船。
顺朝的大运河处于一种“废了，又没完全废”的状态，要说它彻底淤死了，倒也没有，还能走一些平底小船。朝廷倒也会花些钱维护。毕竟如果贫困至极、水旱灾害不断的黄河下游地区爆发民变，大运河也是一条便捷的出兵通道。但是徐州附近的这一段运河，基本上已经被黄河的泥沙彻底淤死了。
顺朝开国的时候不用考虑漕工生计的问题，漕工要么让多尔衮和阿巴泰给杀了或者抓去当包衣，要么被南明江北四镇杀了或者抓了壮丁，剩下的都造反了。连年的灾荒瘟疫加上清军破坏，留下了很多可以用于安置失业漕工的土地。至于粮食运输，完全不是问题，朝廷只要拿出银子，商人自然从海路运米到京城。元朝就能跑的航线，明末的沈廷扬也做过尝试，技术上根本没难度。
遭遇敌人攻击的问题，当年顺朝的决策者们当然也考虑了。他们得出了一个在十七世纪绝对正确的判断：不管欧洲哪个国家要攻击大顺，派出的舰队都不可能超过二十艘战舰的规模，大顺水师在家门口迎战他们，绝无失败之理。更何况，大顺是卖货的，欧洲国家都是买货的，一旦任意一国和大顺开战，其他各国都会联合起来瓜分该国的贸易份额，谁会干这么蠢的事？
在之前近二百年的时间里，这些判断都完全正确，可是现在，顺朝面对的是完成了工业革命，有了蒸汽动力船只和印度的日不落帝国。当年李自成活着的时候，莫卧儿帝国还是奥朗则布在位，世界第二大帝国，而现在，已经轮到世界第一大帝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危局了。
英军以舟山为根据地，不断拦截由松江北上的商船，从江南到华北的粮食运输被阻断了，浙江、江苏两省的顺军主力战舰，除了躲进杭州湾和长江口的之外，其他已经全部被击沉，海疆无防，任英军驰骋。
京城的粮价开始猛涨，就算是皇帝也拦不住，能在京城卖粮的哪个没有后台，人家按照市场供求规律涨价，你能奈他如何？山东和河南的黑豆倒是可以照常送到京城，可文武百官和军队总不能靠吃黑豆活着。虽然有辽宁的粮食作为补充，但也补不上这么大的缺口，户政府认为，最多一年，京城的粮食供应就要出现危机。
于是开始有人在密折中提出，英国人的七项条件也不是完全不能答应。
“惩办凶手”一事，可以把责任全推给魏元亮；以天朝之富，那点赔款也不算什么；开放口岸、议定关税、废除洋货行，都是商贾之事；释放俘虏就更简单了。
只有割地是绝对不行的，谁碰谁死。当年崇祯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进关打大顺军，这事被大顺骂了二百年。弃地尚且如此，何况割地，今天皇帝敢签条约，每天就是百官罢朝，将来历史评价起码掉到和宋高宗一档。
这样的折子，皇帝压根不回复，就算是密折，他也不想留这个口实。当然，也没有人会蠢到公开谈议和。
此时议和的确是最省钱的办法，香港、厦门和舟山已经被英国人占了，反攻是肯定不可能，想要回来只能用外交手段。不停战的话，长江流域的大军每日花钱如流水，京城的粮荒也迫在眉睫。
但是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大顺是谁的大顺？这些问题的确很棘手，但是和皇上有什么关系？
顺朝与明朝不同，女真、蒙古之患都早已平定，京城附近没有那么多驻军，也不像明末那样北方一片糜烂，今年并非灾年，就算缺了漕粮，以直晋鲁豫辽五省的粮食，也不至于把军队饿死了，无非就是多花钱罢了。局面尚未严重到非花皇帝内帑不可的程度，花钱虽多，却也是交税的老百姓买单，与皇帝何干？只要当兵的还有饭吃，养得活老婆孩子，那皇上有什么可怕的？
漕粮不至，粮价暴涨，大顺当然是受损失的，但是具体是哪些大顺人受损失呢？自然是需要花钱买粮食的那些人受损失。
京中勋贵和文武百官，还不至于差买粮食的钱，只要保证士兵的月例米，军队也出不了大乱子。想当年李自成用“给四月军粮”五个字打垮了明朝几十万大军，这点常识皇帝还是有的。
受损失最大的，就是北京、天津等地的普通市民，他们要承受粮价暴涨的压力，却没有田产或者朝廷的俸禄这样的铁饭碗。但他们就算饿死了，和皇帝又有什么关系？到时候皇帝花点钱赈济一下，他们还得感激皇恩浩荡。
此外，如果要打下去，户政府也得拿出大笔的拨款，但这些钱是皇上的吗？如果不用来打仗，这些钱将会用来赈济各地的灾民，或者修建水利工程，防止更多的自然灾害，这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日常任务。可这日常任务如果不做，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坏的结果就是农民起义，但现在顺朝又不是镇压不动农民起义。
与李西平那个世界的道光皇帝相比，德明帝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并没有财力不足的问题，顺朝的盐税大概岁入一千万，烟酒茶矿鱼芦契牙等各项杂税，加上国内的榷关，也是一千多万，比清朝强，但是差距也并不算太大。可是在土地税方面，清朝三千多万两的土地税和顺朝比起来就是丢人现眼了。
这个时空的顺朝开国有很多偶然因素，一个团结不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本来是必死无疑的，可是山海关之战的胜利导致了顺朝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使得地主阶级不得不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清朝为了团结缙绅，得继承明朝的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再修修补补，最搞笑的是连辽饷都保留了。顺朝就不用费这个事了，先三年免征，然后推倒重来，土地重新丈量，重新确立产权，重新确定税率。不服？起兵干我啊，看看是你能打还是田见秀、刘宗敏更能打，你们清爹没了，有本事请日本、越南入关啊。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和缙绅对立的局面，顺朝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和地主阶级建立了合作，为了在这段时间内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便有了世兵为主的武举体系、皇帝恩赏官和胥吏提拔为官这三种人和传统读书人抢饭碗，朝廷在地方上的掣肘更少。
此外顺朝还有空前的内帑收入，澳门海关及对日贸易税收每年的收入是归内帑的，多达三四百万两，再加上各种专卖、罪产入库、皇室产业，甚至给商人放债，虽然顺朝皇庄极少，仅仅提供皇室食品，但每年内帑收入也有上千万。而京城、西京、襄京、承德、天保县五地皇宫的开销也就几十万两。宗室禄米也从这笔钱里出，但是顺朝宗室待遇定得低，每年内帑仍能有数百万两的结余。一般来说，这几百万两银子都会花在军队上，用来收买人心。比如说资助家境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军人子弟读书，给军队的各种额外赏赐，都是从内帑的钱出的。
东南地区是财赋重地，这不假，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在册耕地，其实只占大顺在册耕地的两成，真正是顺朝农业税的重点地区的，反而是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这些地方在明朝的时候就是重要税源地，明末这些地方社会秩序崩溃，顺朝建立后分了皇帝、藩王、勋贵、太监的土地，是新秩序建立最彻底的地方。
有这样的底气，让德明帝相信自己能和英国人打下去。现在想造出能和英军争锋的水师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陆军方面，德明帝觉得并非不能追赶英国，英国人枪好炮好战术好，那就学呗，反正有钱，有什么不能学的？欧洲四分五裂，其他国家和英国打了那么多年，肯定陆军不至于比英军差吧，那就像当初明末请葡萄牙教官、买红夷大炮、仿制斑鸠铳一样，练新军就是了。只要军饷给足了，大顺也不用担心新军像明末那样直接投了后金。
顺朝和法国波旁王朝关系一直不错，和能砍国王脑袋的英国相比，“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显然也更对大顺皇帝的胃口。而且在大顺和罗马教宗闹翻之后，法国为了和顺朝贸易的利润，发扬了当年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一起干其他天主教国家的精神，继续派遣大顺喜欢的数学、天文学人员。
但是大顺皇帝没想到，法国人砍国王可比英国更利索。1793年，路易十六人头落地。
与李西平那个世界的清朝不同，顺朝并不喜欢和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打交道，正相反，只有在澳门派驻了官方领事的国家才能获准贸易。对于这种有垄断性质的公司，大顺天然地不信任，更愿意相信外国的官府。在这种情况下，顺朝发展出了一种既不是朝贡又不是平等外交的奇葩模式。
顺朝与欧洲国家的交往，由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衙门负责，这个衙门其实类似于清朝的内务府。李自成当年把明朝留下的太监裁撤到只剩一千人，后来也不再阉割新太监，但是很多太监的工作还得有人干，皇宫内的事靠宫女可以做，皇宫外的事终究不能全靠女官，于是就有了很多临时部门，比如说管理宫中器物添置的、管理皇室产业的、管理御马圈的等等。虽然顺朝没有奴籍，但这些人实质上就是皇帝的家奴，这些部门甚至还有自己的卫队。
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就由皇室派驻澳门的一个人和他的幕僚班底负责，这个人压根就没有职务，就是皇帝挑一个人，让他去澳门管这事，就像地主派自己的管家去市场上卖粮，还要给管家封个“卖粮使”吗？所以，顺朝与老挝、高棉、暹罗、缅甸等朝贡国的交往是由礼政府负责，而与不朝贡的欧洲国家的交往压根和朝廷没关系，皇帝认识几个外国朋友，派个管家去和他们聊聊天不行吗？
也不是哪国王室都有和大顺皇帝有私交的资格，一般来说，常驻澳门的有葡萄牙、英国、丹麦、瑞典、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七国王室的代表，不久前又增加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代表。
一般来说，如大顺李氏家族有交往的王族的老国王薨了，新国王登基，会派使团来觐见大顺皇帝。为了避免看到内地的穷地方，都是在澳门中转后从天津登陆，然后直奔承德。这个世界的大顺，很离谱地和清朝一样搞了木兰秋。和爱新觉罗家相比，李家其实更“以骑射取天下”，当年刚造反的时候被称为“陕西马贼”，用的净是蒙古人的战术，崇祯十三年重出商洛山之后才开始有火器部队。骑射虽然已经没有实战意义，但是作为娱乐活动总比推牌九、斗蛐蛐要好。在北京周围看了看，李自成也觉得承德这地方最好。而且可以像明朝初年的皇帝那样，顺便巡个边，把蒙古贵族们请来参观一下京营放大炮。
进京的外国使团会在承德与皇帝见面，他们是来报丧的私人使者，又是在军中，礼仪什么的就都好说了，完全不用礼政府插手。有这些西洋人在皇帝身边，也可以吓唬蒙古贵族，让他们知道投俄国是没有用的，其他西洋人都站在皇帝这边。
荷兰人就因为这种制度吃过亏，大顺皇帝只和奥兰治家族打交道，区区一个东印度公司有什么资格和皇上派来的管事说话？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荷兰人的地盘在巴达维亚，不许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贸易，大顺和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就是由中国商人控制的。
西班牙虽然有国王，但是大顺皇帝也不和他们打交道，理由是明朝万历、崇祯年间两次屠杀华人的事件，但其实还是因为西班牙占着马尼拉，允许西班牙人到澳门贸易，去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人就亏了。
直到美国独立之后，这个规矩才被打破，美国没有国王，可美国人买的货实在太多，要不然波士顿倾茶事件也不能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美国很快就成了除了英国之外从澳门买走货物最多的国家，因此大顺也允许他们往澳门派领事。
路易十六一死，顺朝和法国就断交了，因为顺法关系本来就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李家和波旁家两个家族的私人关系。拿破仑时期，顺朝和法国也是断交状态，因为拿破仑称帝了，让天子和另一个皇帝打交道那是万万不行的。之前和俄罗斯的交往中，甭管俄国君主自称什么，中文翻译就是“汗”。
而且拿破仑本人在顺朝看来也和克伦威尔差不多，又不是靠世袭得位的皇帝，又不是农民起义者，在大顺皇帝眼里能是好人吗？当年顺仁宗甚至担心过，如果俄国被拿破仑消灭，法国会不会一统欧洲，进而接手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盘，形成天朝前所未有之边患。
波旁王朝复辟之后，顺法关系恢复，后来波旁王朝换成了奥尔良王朝。没有传教士添油加醋地解释，顺朝对七月革命、君主立宪都搞不太明白，原来靠传教士沟通，仅仅是没有正确的理解，现在连错误的理解都没有了。奥尔良王朝的路易菲利普一世是路易十三次子的后人，顺朝觉得这不过是人家家里争皇位，和朱棣靖难差不多，因此继续把奥尔良王朝作为法国王室正统来交往。
韩致常兵败的消息传来之后，大顺皇室就派人去澳门询问，法国是否愿意参战？英国法国之间有不少争端，这个大顺是知道的。但此时的法国早就不是大战反法同盟的法国了，法国领事表示，我们是中立国，和英国开战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大顺想要购买军舰、枪炮，法国很愿意帮忙。另外有意无意也透露出，法国对于英国提出的那些条件也很眼馋。
德明帝分析之后，认为军舰没有必要买，靠买军舰什么时候能买到比英国人还强的地步？花那么多钱买军舰，水师练到一半英国人来了，一仗打完，军舰都沉到海里去了，银子都打了水漂。所以还是买枪炮，并要求法国派出军官帮助练陆军比较好，只要陆军够强，英国人就只能袭扰沿海，不能颠覆大顺朝廷。而且陆军平时还能镇压叛乱，打不过英国人还打不过老百姓吗？德明帝已经派人去和法国人谈判了，并且表示，可以把英国人想要的条件转给法国人，除了割地、传教、贩烟三个底线不能碰，别的都可以答应。
把这些都想通了，那就豁然开朗了，继续打，损失的是户政府和老百姓，但如果签通商条约，损失的却是海关的内帑收入和皇帝的威望。我大顺立国方二百年，上没有财政枯竭，下没有百万流民，怕什么，打呗。
唯一可虑的就是，如果两万英军登陆天津，大顺以京营十万大军应战，能否得胜？如果打了败仗，京城不守，那想不议和都不行了。到那个时候，皇帝可就面子里子全丢，要面临一个最坏的结果。
如果是能力一般的承平皇帝，这个时候只能自认倒霉，赶紧和英国人议和吧，德明帝他爹顺仁宗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偏偏德明帝是一个比他那个以软弱温和著称的父亲强势得多的有力君主，所以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也有他的办法。
皇上怎么应对局面暂且不提，李西平觉得现在的局面他是有些应付不过来了。
与他预想中的情况正相反，修院这段日子非常平静，根本没有人来唣，崖州的地痞流氓都知道新来的大人不好惹，人家是军功恩官，指不定后台是谁呢，真把他惹急了，打死几个人顶多也就是赔点钱的事，惹他干什么。何况围堵衙门，在哪朝哪代都是一行大罪，说不定打死之后人家连钱都不赔。
普普通通的一个田产纠纷，如果没有读书人甚至官府中人参与，是不可能闹这么大的，但读书人总不能跑到修道院来找寡妇。而且现在问题的焦点，也根本不是寡妇的事。
现在争论的焦点，是魏本福的秀才功名来得是否合法，当年的科举是否有舞弊，到底有多少人收了魏本福的黑钱。这可就不是区区一个崖州的事了，按顺朝的规矩，取得秀才功名要通过府试，崖州生员举报琼州府的考试舞弊，那就得闹到广东省里了。
英国人还占着香港没走呢，广州那边岂能有功夫理会这种陈年旧账。但崖州方面要的就是省里不理会，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当年主持考试的琼州知府都已经去世了，就算省里来查，又能查出什么，事情闹得这么大，只不过是个谈判筹码罢了。
既然不想解决问题，那究竟闹什么？李西平才来这个世界几个月，自然是搞不清楚的。
就这样，修正司衙门暂时平静了一阵，直到台风季到来，南海的波涛，又吞掉了几条船，和不知多少条人命。
一艘小艇被浪花轻轻送上了崖州的海滩，艇上十二个严重脱水的人早就没力气划船了。捡到他们的渔民还是比较纯朴的，把怀表、戒指之类的东西撸走之后，把这些人抬回家里灌了些盐水、米汤，效果不错，可能也是因为这些人断水断粮的时间比较短，有九个人被救活了。
这九个人有黑有白，一看就不是中华人氏，渔民们出没波涛，外国人见得多了，也不以为意。九个人中只有一个会说中国话：“你们好，谢谢，我，卖过人。”
渔民们面面相觑，卖过人？这是个人贩子？
这位的中国话实在不怎么样，而且说的是广东话，而不是本地方言，渔民们一合计，再三向“卖过人”确认怀表、戒指都是给他们的谢礼之后，决定还是报官吧。各地的修纪、修正、修会衙门主管拜上帝教事务，也要严防外国传教士，外国人因为海难漂泊到沿海，照例是要交给他们审问的。
第十六章 三亚
“马先生，一般我们抓住外国人都怎么审？要问哪些问题？给上司衙门的公文怎么写，是报给州衙，还是报给琼州府城的修纪司衙门？”
李西平觉得自己问的这些问题还是挺正常的，官员对公文往来的事情不懂就询问胥吏，这也是封建社会的常态。
没想到，马德佑想了半天，这才说：“一般……我们抓不住外国人。”
再把张万全和常氏兄妹叫来一问，答案也是一样，从他们四个记事到现在，崖州就没抓住过外国人。
李西平没办法，只能五个人一起去仓库翻找案卷，最终找到一份天兴二十一年英国商船失事，船员漂流到崖州的案例。天兴是德明帝的祖父顺高宗的年号，天兴二十一年，离现在足有八十五年，怪不得这四个老头老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但李西平觉得有些奇怪，就算大顺一口通商，崖州也不应该八十五年没有出现过外国人吧？他决定再找找其他类似的案卷，四个老头老太太闲着也是闲着，帮他一起翻。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天兴十九年的一起英国商船走私案，接着，类似的案卷越来越多。天兴十六年，丹麦商船在西沙群岛失事，崖州渔民施救，捞起三人；天兴十五年，瑞典船只为避风和购买补给在崖州停靠；天兴五年，破获一起荷兰东印度公司策划的走私案；和端十三年，抓住两个偷渡的传教士，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西班牙人和吕宋华人的混血；和端九年，水师巡海擒获苏禄海盗两名……最早的案例发生在永昌十年，有荷兰船只靠岸取水。
顺朝虽然一口通商，但也并不禁止外国商船在港口临时停靠，外国商船遇到特殊情况，在任意一处港口修船、补给、治病都是允许的，只不过当地官府要派军队和衙役看守，不许船上的任何人离开码头上划定的区域。正规的外国商船为了赶时间，如果没有意外情况，也不会随便哪个港口都停靠，像崖州这样位于澳门以南的海滨城市，有时隔十年才来一次外国人，有时隔一年就来一次，都属于正常的频率。隔几年就抓住一次走私、偷渡，也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本国人的走私不归修正司管，这里就没有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