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阔大的药铺，如同博物展览一般，既有全国最全的传统中药材，也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汇聚着东西方医生发明创造的各种或是先进探索、或是瞎他妈治的新医术。
金银行来来往往的都是有钱人，着貂裘，戴玉佩，高大强壮的保镖为他们背着银币甚至金砖。
衣肆正在减价，反季的丝绸衣服降价出售。置身其中，如同锦缎的丛林一般，无数人类手工业的巅峰之作化为银币流入掌柜的钱匣。在角落里，还有一些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奇装异服，既有藩属国或外国的衣服，也有本地裁缝的突发奇想，只有些喜欢新奇的纨绔少年问津。
琴行要清净得多，有个书生模样的人正在调琴。而对面的茶馆中，有人正弹着吉他，身边聚拢了一大群听众。在腊八这个舍粥的日子，人们对卖艺者的打赏也各位慷慨。
顺朝的城市规划相当随意，出售文房四宝的店铺与屠行、鱼肆比邻，鱼腥与墨香齐飞。屠夫当街宰杀羔羊，路过的君子纷纷掩面而行。但很快，不计其数的肉食菜蔬流水价送入各处酒楼，人们置酒高歌，吟诗酬答，佳句迭出，妙笔生花。
既然是腊八节，香烛行当自然格外红火。为了腌腊八蒜，买醋的人也多了数倍。随着海运恢复，台湾糖回到了京城的餐桌。有人卜卦相面，两头堵的话术唬得外地游客一愣一愣。有人出售驴骡，不厌其烦地讨价还价。染坊门前运送布匹的车辆络绎不绝，以致堵塞了交通。阜成门是京西煤炭入城的通道，街道两侧的炭行为了这个冬天储备了大量的煤炭和木炭，但仍有人牵着骆驼不断地送煤，仓库放不下，只能堆在院子里。珠宝玉石，在这里如同米麦粟粱一般常见。绫罗绸缎，在铺面中垒成了座座小山。酱菜园、糕饼铺、油盐店、酱肉铺，也混杂其中。
街上售卖的小吃可不止一般人印象中的卤煮、炒肝、豆汁，而是只有顾客想不到的，没有他们不卖的，甚至有厨师当街支锅炒菜。既有李自成逃难路上吃过的锅盔、高皇后发明的凉皮，也有进贡给顺高宗的泡馍、德明帝西征吃的牛肉面。鸦片战争结束这么久了，京城的粮价和副食价格都在回落，以至于京城的百姓甚至可以不单单追求更多细粮，更多肉食，更多油、盐、糖，还可以讲究一下味道。
平民百姓只要不是特别穷，赶上今天这样的节日，也可以吃一回熏肉大饼开荤。中产人家的餐桌上，过节时还可以有鱼有肉。至于那些深宅大院之中的人就不必提了，什么灾年也饿不着他们。除了各种传统食物极度丰富，京城还是西式菜肴传入的窗口，只不过大部分不太符合顺朝人的口味，尚未产生能融合革新之人，市场不大。
每逢冬天，京城都会涌入大量的流民乞丐，还有许多本来就在京城生活的穷人日子也很艰难。腊八舍粥这一天，照例是要让他们吃饱饭的，不仅舍粥，还会舍棉衣。毕竟这里是京城，总不好让王公大臣们一出门就看见路倒。这些人都被衙役和执事僧侣赶到了妙应寺北边的后门，不许碍着阜成门内大街的庙会。前两代玉峰活佛在前门粥棚出场之后，会抽空来后门见见他们，甚至摸顶赐福；之后的历代活佛则只顾在前门宝相庄严，懒得搭理后门喝粥的穷鬼。
酒楼茶社，行院柳巷，在这座城市里处处可见，既有普通市民花上几文钱就能消费的大酒缸，也有达官贵人一掷千金之所，大碗茶、烂肉面与金樽清酒斗十千在这条街上并存着。有人在豪华的酒楼中一道菜就花掉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也有人在酒楼的泔水中翻找食物。
京城有大量不需要上班的闲人，戏院大清早就开戏了，街上的几家戏院全都几乎满座。茶楼中，许多人逸兴遄飞地聊着，吃着点心，听着小曲或评书。有外来的戏班子，搭起了临时的戏台，唱的是河北梆子。还有人搭起了擂台，比赛摔跤相扑，观众纷纷押注。
商铺的装潢有的朴实，有的华丽，大多很旧了，但保养得很好，也有很多用上了玻璃，偶尔还能看见一座西洋风格的建筑。冈崎公德川氏的宅邸就在这条街上，是座和式风格的豪宅。不过稍微往小胡同里走走，就会发现低矮密集的房屋和坑坑洼洼的土路，破旧的窗棂在风中吱嘎作响。宛平县衙雇了一些老光棍清扫垃圾，卫生环境说不上臭气熏天，但也不怎么干净。只有主要的大街才有石板铺路和良好的排水设施，大部分普通道路依旧是刮风起扬尘，下雨变泥塘。由于医学知识的进步，顺朝在京城设了公共厕所，但厕所里面十分肮脏污秽，在街上便溺的人也不少。
街上不许驰马，即便是贵族，也骑着骡子上街。豪富的商人们已经不在乎礼制的限制，穿着各种名贵的华服招摇过市。顺朝的开国集团不喜欢轿子这种让人像牲畜一样抬着人的交通工具，即便是富贵人家，也只有怕颠簸的老人才坐轿，但是作为补偿，他们把马车装饰得豪华无比。顺朝没有奴仆，但富人身旁依然有大量的“保姆”“管家”前呼后拥。
街上大部分人还是普通市民。饭店的伙计提着食盒，给不愿出门的有钱人送餐。佝偻着身子的力夫背着沉重的麻袋，里面是米麦、草料、煤炭之类的粗货。也有许多工人蹲在路旁，用大饼卷着油炸桧往嘴里猛楦。饭铺掌柜用两根大筷子在油锅里忙活，膀大腰圆的老板娘揉着面，眼神带着笑，嘴里骂着儿子赶快来帮忙。
外地来的行脚僧人，背着读书人进京赶考常用的那种背箱，拿着一枚烧饼边走边啃。游学的书生找了家书店，试着能不能结识一些京城的文人。有头一次来京城的商贾，卖了自己从山东贩来的鲁缟，目不暇瞬地打量着这个花花世界，琢磨着哪个风月场所是自己这种档次可以消费的，不会因为粗鄙无文被姑娘笑话。也有不知进京办什么事的小官，身旁有一个师爷、两个小厮随行，勉力说着官话，打听道路。珠圆玉润的女人用袖子遮着沙尘，保护着手中的冰糖葫芦。半大孩子牵着弟弟妹妹，给他们买了几文钱的炒蚕豆。在密集的人群中，也混杂着数量庞大的小偷、骗子、碰瓷手甚至拐子。
京城的男人穿马褂的很多，马褂并不是什么满洲服饰，而是明朝边军丘八的便服，洪武年间就有规定，只准骑马的人穿着。满洲人穿马褂的习惯是从辽东边军那里学去的。李自成这个驿卒，就属于在明朝穿马褂的人群，等到顺朝建立，当然没人在乎朱元璋的禁令了。大量京城居民与九边士卒沾亲带故，马褂便在京城流行起来，只不过一些细节与清朝的有所不同。尤其是很多人方巾配马褂，初看很诡异，看久了也就习惯了。衣皮裘者极多，当年为了北征炒起来的毛皮热至今未退，即便是中等市民，也有穿着一些便宜皮草的。
顺朝对于妇女上街本来就没什么禁忌，庙会之时就更随意了。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当然是不能自己出门的，丫鬟嬷嬷围作一团，大多坐在马车上。小官或者普通商人家的女子身边往往只有一个丫鬟跟着，骑着骡子缓步而行。平民家的女子多着粗布衣服，上袄下裙，喜新风的富家小姐则偶有穿袍的。许多女人一手提着沉重的东西，一手牵着时刻想乱跑的孩子，逛街如同出征一般。
如此密集的建筑，当然少不了防火措施，每隔不远就设有一座望火楼，有兵卒在里面值守。其中一个兵卒不知怎么了，正在被长官训斥。几个衙役和倒污水的商户争吵了起来，最终商户不知往他们手里塞了什么，衙役们满意地离去了。
这还仅仅是京城众多大街中的一条而已。即便已经是工业革命后半个多世纪，顺朝的京城依然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大批贵族、皇商云集在此，加上顺朝庞大的中枢机构和驻军，带动了巨大的消费。同时这里又是向东北和蒙古方向的贸易中转站、北方的金融中心，无数财富集中在了这里。
顺朝治下的各民族，都能在京城的街道上找到。朝鲜人、安南人的服饰虽然在欧洲人看来与汉人相似，但走在京城街道上，还是能看出明显的区别。在京城数量很多的蒙古人就显眼得多，既有留恋京城繁华不愿回草原的蒙古贵族，也有大批蒙古商人。顺朝对蒙古人不像清朝那样规定服制，爱怎么穿就怎么穿，所以演化出了不少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可能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日本人也同样显眼，除了衣服不同，还有人留着月代头甚至唐轮头。进京面圣的回部官员头戴花帽，从马车里向外打量街道。来妙应寺交流的西藏僧侣身着红袍，头戴黄色僧帽。
外国人也不止果戈理他们这一伙，果戈理看到美国使团的成员也来逛庙会了。
阿伦平克顿和美国使团的几个华人成员走在街上，小心翼翼地捂着自己的钱包，不过习惯了芝加哥治安的他们并没有因此降低对京城的观感。平克顿说：“我在书上读到过唐朝的长安，宋朝的汴梁，这些古都当年的繁华，恐怕也比不上如今的京城。中国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巅峰，而且已经开始发展工业，我听说现在京城附近的煤矿已经在用蒸汽抽水机了。”
那位之前和李二聊天的沧州人祁大源则感叹道：“百年花鸟春风梦，不是钱塘是汴梁。中国古都的繁荣，除了京城，还没有一个能坚持超过三百年。汉高帝五年营建长安，二百余年后毁于兵燹。东汉定都洛阳，未及二百年，毁于董卓之乱。隋文帝开皇二年营建大兴城，为长安雏形，不足二百年，即逢安史之乱，长安转衰。中和二年，黄巢败出长安，唐军在长安大肆焚掠，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离长安建城恰好三百年。北宋东京汴梁，不过一百多年即逢靖康之耻，临安行在，偏安也只百余年。”
“唯有这京城，自永乐营建以来，哦，就是15世纪初，至今已四百余年，明朝之时，京城数度为西鞑东虏围困，然终未破城。大顺军兵临城下之时，百姓欢迎，兵卒倒戈，一日破城，未遭兵火。”
“大约公元前11世纪，当时的周天子将自己的一个兄弟分封在了这片当时还属于北狄的北方边疆。北狄占据了南方的土地，这个封国与同族失联了将近四百年，但是在蛮族环绕中坚持了下来。公元前300年的时候，一位叫秦开的将军横扫群胡，从张家口到朝鲜，征程达上千公里，将大片土地纳入华夏版图，从此这里不再是边塞，而是边塞的后援。”
“10世纪的时候，这里被契丹占据，直到三百多年后，才被重新收复。然后便是这四百余年的繁华，中原王朝的都城迁到了这座曾经沦陷的边塞城市，并最终将广阔的草原置于天子统治之下。”
平克顿微笑道：“能看得出来，我认识的华人都为这个国家悠久的历史自豪。”祁大源摇了摇头：“不，我不一样。那是祖先的功绩，而不是我的。我想的是，这样一座城市，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毁灭呢？这世上没有永恒的繁华，城市都会毁灭，就像人都会死一样。”
平克顿看着眼前繁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景象，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祁大源说：“皇帝在阿拉斯加的问题上始终拒绝给我们正面答复，这个任务恐怕是失败了。不过在商业上，我们的成果倒是很多，不少英国人靠战争都没能得到的东西，被我们在谈判桌上取得了。皇帝迫不及待地想引入美国的机器、美国的轮船、美国的铁路，但是他唯独忘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平克顿不解地问道。
祁大源说：“美国的土地。比如说您那位律师朋友亚伯拉罕林肯，他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只拥有‘区区’230英亩（1400亩）土地。”
此时在皇宫中，德明帝也按例请了不少人来喝腊八粥。
连活佛都懒得搭理穷鬼，皇帝当然更是如此，能让皇帝请来喝腊八粥的，都是和他有通家之好的人，最低也是男爵。而且都是军功勋贵，那些为了笼络人心不得不封的，还有改土归流的土司之类的人物，虽然也是世袭贵族，却不在其列。比如宋王朱迪铀，就老老实实在昌平守陵，没有资格来和皇帝叙旧。
皇帝宴请的不仅是勋贵本人，还有他们的家庭，每一家都派三个人出席，所以即便是奉天殿上，也显得有些拥挤。
德明帝在世的子女共有七人，四皇女李繁寿出嫁，七皇子也就是太子李盛智年幼。其余五个孩子，五皇女李繁恩、六皇女李繁景、四皇子李盛慧、五皇子李盛乐、六皇子李盛荣，全都到场了。皇帝的妃子太多，不能都来，除了皇后吴氏，只有这五个子女的母亲丑氏、杨氏、包氏三人到场。
德明帝的这五个子女虽然都是庶出，但是除了不能继承皇位，在别的待遇上都是和太子一样的，其他勋贵家庭也都是如此。虽然顺朝规定皇帝嫡子封王，庶子封公，但那是为了遏制宗室贵族数量。除继承爵位的时候外，所有搞嫡庶之别的行为都被视为“从母不从父”的“蛮俗”。
就像当年的朝鲜，贵族和奴婢生的子女还是奴婢，所以甚至会出现弟弟役使兄长的事。顺朝当年征朝鲜时，认为这是严重的倒乱纲常行为，一概废除。除了皇帝至高无上，一般的勋贵家庭，哪怕是野合生的兄长，只要被接纳进宗谱，关起门来也可以管教做了公爵的嫡出弟弟，只要不是太无理取闹，宗族长辈都会为其撑腰。兄尊于弟，这是顺儒所奉的基本纲常伦理，不守这个规矩的都是异端。嫡庶之别远不如男女之别重要，在继承财产的时候，儿子的份额比女儿多一倍，嫡子庶子都一样。中国封建社会是标准的男权社会，只要是一个爹生的儿子，被承认是宗族的一份子，权利就相差不多。
如果太子的年纪也够参加宴会，在朝廷大宴上，太子是要领班的。但是在这种顺朝特色的皇帝家宴中，就算是太子也得排在哥哥姐姐后面。顺朝初年的“砸碎程朱，救出孔孟”运动，在长幼之序上的要求极为严格，连男女都不区分，姐姐的座次也必须在弟弟前面，直接复辟到周朝以前去了。但是就和李自成给臣子设座位一样，态度上尊重，权利上可不会让步，分财产的时候还是只能拿弟弟的一半。
今天来赴宴的人中，最为尊贵的就是秦王张冠英，其次为魏国公罗尊尧，也就是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后人。李自成当年的基本盘本来就不大，所以对于所有农民军出身的人一概视为老兄弟，后来为了制衡闯营嫡系，还特意提拔西营、曹营出身的人。谁都知道秦王和宋王一样是摆设，但是摆设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张献忠的后人京城为王，罗汝才的后人也做了公爵，郭子兴的后人在哪呢？张献忠不过是李自成的义弟，郭子兴可是朱元璋的义父。只要有辱明的机会，李自成是绝不会放过的。
当年李自成册封的开国功臣，一个不少，每个人都有后人坐在这里。二百年来，被治罪的勋贵也不少，但即便勋贵犯下再大的罪，甚至到了死刑的程度，也要从其家族中找一个未犯罪的旁支族人来继承其爵位。顺朝皇室一直对此引以为傲，说是世袭罔替、与国同休，那就真的是绝不除爵，犯了多大的罪都不会连累全族。
等到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会有一次大宴。那时宴请的人太多，奉天殿都装不下，只能在午门举行。
十二月廿一的宴会称为“商洛宴”。崇祯十一年的这一天，在四月初五于洮河被洪承畴、孙传庭打散的闯军，经过八个多月的艰难转战，终于在商洛山重新会师。李自成点计人数，十万大军百不存一，不算女眷，跟着他的兄弟总共还有一千零二十三人。
经历了这样的惨败还能坚持跟着李自成的，都是可以托付生死的兄弟，都有绝不与明朝妥协的理由。就算在明军重兵围剿下吃草根啃树皮，也要跟着李自成造反到底。就是靠着这一千多人，李自成东山再起，开创大顺。
顺朝开国之后，这一千零二十三位老兄弟人人有爵，最低也是个恩骑尉。有不少人已经战死或病故，没有留下后代，李自成也从其他农民军出身的家庭中给他们过继养子，承继香火。这一千零二十三家老兄弟，同样是世袭罔替，绝不夺爵，全部传承至今。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没啥可感动的，这帮军事贵族已经不剩几个会打仗的了，养他们纯属浪费钱。但是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是政治信誉的问题。
比如说司马家指洛水放屁，撺掇成济弑君又灭成济三族，于是最后搞出了“以孝治天下”，因为“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七个字里，剩下六个他们哪个都不沾。
如果一个皇帝连给他卖过命的开国功臣都能随便扣一个荒唐可笑的罪名杀掉，连自己的恩人、主君都可以肆意污蔑，那还有什么信誉可言。等于明着告诉所有人，天下是他家的，别人只能当狗，装都懒得装了。这样的皇帝，生出一群畜牲王爷，派到全国各地去祸害老百姓，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顺朝的皇帝嘛，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们办事得关着灯。始终没有明着撕破脸皮，还是要维持一个有信誉的形象。
就拿这次粤北农民起义来说，大顺官军镇压的时候开枪开炮一点都不手软，倒是把战俘乃至顺手抓来的普通百姓卖到海外当劳工时数钱数得手软。但是借他们一万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像明末士大夫那样光明正大地宣扬“主仆之义，天地同敞”，甚至还得装模作样地往那些已经被杀的官绅头上甩锅，说他们虐害下民，激起暴动。
李天悦在海丰能靠和李三谈判解决问题，也正是因为顺朝还有几分信誉在，倘若顺朝的官谈判时都像王守仁、洪承畴一样，傻子才信李天悦。
德明帝打心眼里是看不起大部分勋贵的，除了在浩罕之役中被他提拔起来的几个人，这些人上了战场多半得两腿哆嗦。军事贵族不能打仗，那要他们还有什么用呢？唯一的作用就是花冤枉钱，养一堆侵吞国家财产的蛀虫。
但是德明帝又必须养着他们，他是家天下的皇帝，而这些勋贵个个都与他是通家之好。倘若李家天子之位世袭罔替，勋贵的爵位却不行，只需皇帝放火，不许勋贵点灯，将来还有谁肯为李家卖命？清朝尚且把施琅、张勇的爵位传到清末，顺朝当然得养着田见秀、刘宗敏的子孙。
老一辈的勋贵，都是自幼和德明帝一起成长起来的，德明帝最信得过的也确实是这些利益和大顺朝深刻绑定的人。所以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德明帝还是需要勋贵们有一席之地的，只盼着他们多少有点人样，别彻底烂透了。
腊八宴上，德明帝照例要和各位勋贵聊聊，就算对这些数以百计的勋贵不能挨个聊，也得一批一批地聊。
第一批和皇帝陪聊的，当然就是坐在最醒目位置的这三十六家。别的勋贵的座次可能因为有人晋爵而调整，而这六家公爵、二十二家侯爵、八家伯爵永远坐在这里不变。
泽国公田见秀、汝国公刘宗敏、磁国公刘芳亮、绵国公袁宗第、蕲国公谷英、亳国公李锦、绛侯贺锦、淮侯刘国昌、莒侯高一功、义侯张鼐、禹侯牛金星、陈侯宋献策、邓侯任光荣、陕侯任继荣、达侯吴汝义、华侯马世耀、开侯刘汝魁、沧侯白鸠鹤、光侯刘体纯、许侯谢君友、睢侯田虎、侯张能、定侯马重僖、兰侯党守素、洮侯辛思忠、裕侯李友、均侯罗戴恩、固侯白旺、荆江伯蔺养成、京山伯陈荩、新郑伯周凤梧、沅陵伯贺兰、舞阳伯杨彦昌、益都伯赵应元、江陵伯王文耀、汉川伯谢应龙。这三十六家勋贵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李自成和孙传庭决战之前就已经成为闯军的高层，与李自成有过共患难的经历。至于后来投降的那些人，虽然也有封侯封伯的，但价值远不如这三十六家。德明帝对这三十六家勋贵每一家的家事都很熟悉，甚至熟悉到了解很多被他们遗忘的鸡毛蒜皮。
连光侯刘继常都照常出席。作为商洛山出来的侯爵，他和皇帝是一家人，犯了“错误”，挨过罚就没事了。罚款一交，照旧其乐融融。
还有一些人是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死于鸦片战争的韩致常、魏元亮、窦衍章等人的后嗣。这并非朝宴而是家宴，皇帝是以顺朝勋贵集团大族长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不是皇帝挨个把臣子叫上来接见，而是皇帝和皇后直接坐到他们那一席旁边。
见帝后到来，席上的人一齐起身叩首，皇帝作揖，皇后万福。帝后坐下后，众勋贵再和家人入座。这是顺朝皇室行事的特色，哪怕将来要给你发配乌鲁木齐，面子也一定给足。正因为在官僚系统的分权制衡和皇帝的大权独揽方面远迈前朝，所以在礼节这种重要性低的方面反而可以退让来刷声望。让臣子跪着说话、把臣子拖出去打廷杖已经没有意义了，顺朝皇帝不需要靠这种事来抖威风，他们的皇权本来就至高无上，而且来路光明正大，犯不上用这么低级的外在手段来证明。
越是热衷于拿各种“教化”“礼法”来凸显皇权，就越说明统治者心里没底。顺朝当然也需要搞宣传，只不过他们的宣传只需要把大明、大清干了什么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就行了，在同行的衬托下自然就显出自己的好了。只不过最近讲大明讲得越来越少，讲大清讲得越来越多，因为大明干过的很多事他们也在干。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后人都在，和秦王张冠英同坐一席。王兴、刘文煌、钱达、俞伯祥、吴万乾这些原本湮没无闻的人，如今也都有了一大群脑满肠肥的子孙。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当年明军降将的后代。像文水伯陈氏这样崇祯年间才发迹的家族不多怀仁伯马氏、定襄伯姜氏等家族，在朱元璋的时代就是军官，至今已荣华富贵四百余年了。
明军降将中，地位最高的是泉侯郑氏和寿侯沐氏。当年投降顺朝的明军将领中，除了吴三桂，只有郑芝龙和沐天波获封侯爵。那时顺朝还只有九个侯爵，侯爵爵位非常珍贵。后来平定天下，田见秀、刘宗敏等人晋封公爵，封侯的有二十多人，李自成也不可能再闲着没事给这些降将加爵。没有清朝恶意竞价，降将们的心态也很平和，反正世袭罔替，伯爵已经很好了。
当顺军攻入福建，郑芝龙毫不犹豫地跪了，这一次郑家没有分裂，郑芝龙的弟弟、儿子、部下都跟着他一起投降，郑鸿逵、郑彩等人皆有伯爵之封。没有剃发令的帮助，郑家这些海盗对抗一个新建立的统一王朝那不是找死吗。有谁会放着好好的海军本部中将不当去当海贼王啊。
郑芝龙的投降异常顺滑。江南的明朝统治在顺军攻击下瞬间土崩瓦解，各地奴仆、佃农群起响应。郑芝龙连闽西地区的佃农起义都不敢镇压，遑论抵抗顺军。这个时空他也没有建立隆武朝廷，唐王朱聿键在江南就被顺军抓住，送去修《明史》了。没有江南反剃发起义，南方的明朝宗室和大小官员军阀对于“反顺复明”根本没有任何信心，南京一破，谁还顾得上成立什么小朝廷，迅速作鸟兽散。比如桂王朱由榔，被抓回京城后当了个拜上帝教的修士。除了靖江王朱亨嘉这个白痴闹了一通，徒增笑料，顺军接收南方就是一路横扫。
这么多勋贵，即便是一席一席浅聊一下，聊得差不多了也是中午了，德明帝回到主座，终于说起了正事。
“洋扰之下，关河不宁，各家勋臣尽忠体国，各自献策，朕甚为感动。近观霍山伯之谏言，颇有可取之处。霍山伯，你可说来，让大家参详。”
霍山伯马鹏程站起身来。勋贵们自然不会当着皇帝的面在下面开小会，但心中都嘀咕起来：这家伙不会把我们卖了吧？
对于勋贵，德明帝是又爱又恨。他知道这些人有钱，不管怎么限制，都拦不住他们侵吞国家和百姓的大量财富。但是皇帝只能限制他们，不可能剥夺他们，因为勋贵和皇权是一体的。为了减肥而节食、锻炼的人很多，可有谁为了减肥能卸自己一条腿？
所以，即便是要搞改革，也要在改革中让这些勋贵挣到钱，不怕他们贪，就怕他们不上道，捂着钱不投资，只知道花天酒地。
对于普通富人来说，这种策略是对的，吃喝玩乐才能花几个钱，只有赌博、抽大烟、投资才会彻底败家。可你们是勋贵啊，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你们可是有资格开小会的人。散户不进场是因为理智，你们这帮庄家不进场是为什么？那不就是懒吗。
好在马鹏程说的第一条勋贵们都能接受，他说的是军校的问题。德明帝要求每个勋贵家族都必须有人去新军校就读，一个也不能少。
是要求每个勋贵家族都出人读军校，又不是要求他们所有人。就算嫡支子弟废柴懒惰，那些没有爵位可继承的旁支总能挑出愿意读军校的。再说了，军校里就不能混吃等死吗？起码俄国军校里就不乏这样的学生。
但第二件事，勋贵们就得考虑考虑了，马鹏程说的是关于号召勋贵投资洋务项目的事情。
德明帝根据诸葛阳宁的一份报告，和朝中重臣商量之后，已经拟定了一个洋务运动的大致方案，顺朝要有偏重地在几个领域快速追赶西洋各国。勋贵的财富是最方便集中的洋务运动的资金，也是给这些勋贵多留后路。只不过，如何说服勋贵们加入这个前所未有的计划还是个问题。就算有之前为皇商投资做铺垫，也很难办。
就在这帮人有皇帝带着挣钱还犹豫的时候，街上还有人在考虑明天吃什么。
天渐渐黑了，薛山丰缩在街角，感受着冬季京城的寒意。
在顺朝的百姓中，薛山丰的经历是很普通的。他的父母并非赤贫，还拥有十二亩土地的永佃权，但是他们生了七个子女。溺死了一个女儿，夭折了一子一女，还有三子一女。
他们家的这块地在昌平，签的契是彻底的永佃，有永久的租佃权，中间这块土地被出售过两次，但佃户始终是他们家。
但是，就算有永佃权，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
薛家只是普通平民，不是世兵，他们在官府可没有代言人。地主可以读书习武，家里只有十二亩地的人读哪门子书，习哪门子武。一方可以学习，可以做官；另一方虽然理论上拥有同样的权利，可现实条件使他们无法学习，无法做官。这样的关系，有可能平等吗？
永佃权不能被地主收回，却可以被佃户“自愿”卖掉，地主想办法让佃户“自愿”，那还不容易吗。随便借你点钱，就可以靠利息合法地收走你的全部财产，再麻烦些，去衙门打个官司，老爷要给穷棒子安个罪名有何难哉，轻而易举就把你送到黑龙江去开发北大荒。
为了不“自愿”卖掉永佃权，佃户就得“自愿”把地租提高到法律允许的极限。法律可以规定地租，但管不了佃户私下里向地主“自愿”馈送“礼物”，也管不了“邻里互助”，佃户来“热心帮助”地主干活。
父母和大哥在家耕织，薛山丰和他的二哥则都是自打七八岁开始就给田主家做免费的劳工，干活期间田主只负责吃住，吃也吃不饱，想不挨饿，还得自己从家里带饭。田主的生意很大，薛山丰的二哥被派到天津的粮站扛大包，薛山丰则在田主家里做杂活。大顺朝是严禁奴隶制的，所以薛山丰的姐姐被送到田主家里做“义女”。
当薛山丰的姐姐怀了“义父”的孩子后，薛山丰几乎以为自己要转运了。供应给他的杂粮饭可以管饱了，他也获准在田主家里孩子上学时跟着端茶倒水、抬书研墨，因此识得了几个字。田主家的大妇是个好脾气，在得到丈夫野合生子不入族谱、不分家产的承诺之后，也容忍了薛山丰姐姐的存在。
但是随着薛山丰的姐姐难产而死，薛山丰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小厮，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在天津一次争码头的火并中，薛山丰的哥哥抽中了签，和对方比赛在手上钉钉子，结果他不仅比输了，疼得嗷嗷叫，大丢田主的脸面，而且还得了破伤风，很快就死了。因为他根本不是签了契约雇来的工人，而是“自愿”来“帮忙”的，田主恼恨他丢了自己的脸，也就一文钱都没抚恤。
很快，薛山丰的父母得了感冒，都死了。清算遗产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发现他们家欠了田主好些钱，把永佃权卖给田主的一个堂弟之后，这笔债正好还清了。
大哥带着薛山丰进京谋生，但京中也不是那么好混的，随着人口滋生，进京谋生的无地农民多得很。京城就算再繁荣，也提供不了这么多工作岗位。那么，该让谁找到工作，让谁饿死呢？
就算是天子脚下，也得靠拳头来决定，只要地下世界的阴暗不干扰老爷们的生活就可以。在一次争斗中，他们昌平帮打败了河间帮，争到了一份运木材的工作。但是薛山丰的大哥在衙役驱散人群的时候被打伤了，伤没好就硬撑着干活，很快就病死了。
运木材的活干完了，薛山丰又失业了，这一次，昌平帮输给了河间帮，薛山丰白挨了一顿打，也没找到工作。
薛山丰和老乡们一起住在一所破庙里，但一天晚上，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突袭破庙，把他们都抓走了，薛山丰恰好出去解手，逃过一劫。
京城的善堂有舍棉衣的，薛山丰去领了一件，然后就被乞丐抢走了。这些乞丐是在衙门“挂了号”的“合法乞丐”，平日里不论乞讨、偷盗、讹诈还是有别的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收入，都要和衙门里的人分成。所以他们不会被抓流民的人抓走，甚至有乞丐头白天穿着破衣服在街上指挥群丐乞讨，晚上便换上好衣服去逛窑子。这种“官乞丐”，欺负起薛山丰这种想做苦力而不得的真乞丐，当然是占尽上风。
今天腊八节，薛山丰去妙应寺混了一碗腊八粥，一碗腊八面，算是解决了今天的生存问题。好久没吃过肉了，腊八面中的肥肉丁让他有了飘飘欲仙的感觉。
但是明天呢？他不是丐伙的成员，上街乞讨要挨打。有心偷东西，可他良心上又过不去，下手不果断，加上技术差，更得挨打。
实在不行的话，去偷也成，挨一顿打之后，说不定就发配黑龙江了。到了黑龙江，起码还能做苦力，总比现在苦力都当不了活活饿死强吧。
可是万一打得重了，被打死怎么办？当场打死倒还好，最怕的就是被打出伤来，最后走不动路，连伤带饿活活耗死。
新军在招兵，但薛山丰不会做当兵的白日梦，那么多世兵子弟想当兵还轮不上呢。
扛大包的力工，已经试过了，得靠拳头打，没有了老乡的帮扶，去找这种工作就是找揍。
各店铺的伙计，都是熟人介绍来的知根知底的同乡，谁也不可能要他。
干老本行，去给别人当“义男”？京城里的大户也不像乡下财主家有那么多农活要干，养那么多义男干什么。
回昌平老家？老家要是活得下去，当初何至于来京城吗。以前他们家有地，农闲的时候回家吃饭，农忙了去给田主当免费短工，田主才用他。现在家里没地了，还去当短工，农闲的时候东家肯定是不会白养着他的，难道他还能学乌龟那样，冬天不吃饭，冬眠到春耕吗？
反正没有活路，不如直接死了吧。
薛山丰不止一次有这个念头了，而且一旦有了，就很难打消。他们家也没个公爵侯爵什么的要继承，绝后不绝后无所谓，现在反正也没有亲人需要赡养，身边连个可以交流的人都没有，满城满街都只有欺压自己的人，既然活着只剩受苦，那为什么不死呢？
薛山丰甚至觉得，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死了，等到明天，明天不死就后天，自己没有饭吃，没有棉衣，早晚是要死的。就算不是腊八节，官府和城里的富人也会出钱设粥棚，但是靠粥棚给的那点稀汤寡水的食物，不可能让他扛过冬季的严寒。
算啦，闭上眼睛睡一觉吧，死了就解脱了。
“后生，怎么坐在这里，不怕冻死啊！”有人推了推薛山丰。薛山丰感到有什么东西落在自己脸上，都懒得睁开眼睛，怕冻死我就不睡这儿了。冻死而已，无知无觉地睡一觉人就没了，哪有活着可怕。
“这都下雪了！进屋来，进屋来。”薛山丰这才朦胧地看见面前是一个老汉，穿着粗布棉衣，带着有补丁的棉帽子，普通市民打扮，眉毛胡子都和落在上面的雪一样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