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酒、造纸、印刷等方面，也有一些新技术可以采用。
要把足够的白银留在国内，生丝、茶叶这些初级产品的出口也要加强，也同样有技术需要改进，比如法国人在蚕病防治上就颇有可取之处。
交通方面，铁路自然是要修的，还要考虑通信手段的改进，英国、俄国、美国此时都在研究的“电报”，可以借鉴。
煤矿、铁矿、硫黄矿等资源的开采技术也要改进。
为了兴办这些产业，当然也需要培养相应的人才，有的是在军学里加些科目，有的是设小规模的培训学堂培养某一方面的胥吏。
金丽泽提供的欧美国家工业发展资料，被李西平靠着自己对历史大方向的了解整理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前的工业发展整体指南。虞五绝、刁藏春、梅文山、栾西河各自提出专业方面的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再由诸葛阳宁整理成在文采和政治倾向上都无可争议的奏疏。李西平坚持要按照职务顺序署名，诸葛阳宁也没和他谦让，因为县丞本来就没资格给皇帝上疏。这五个县丞都是技术型官僚，谁负责哪个部分一目了然，李西平的功劳抹不去。
考虑到顺朝现在科研水平实在不行，李西平也没指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上能有领先突破，只是在附录中提了一些欧洲正在研究的技术，比如电、内燃机、电话、塑料等等，如有重大成功，应当及时调研跟进。
多年后，这份饱经劫难的文件被展示在博物馆中，引来了一拨又一拨参观者无数的惊叹。它精准地预测了整个19世纪的科技发展走向，还清楚地阐释了很多国际市场的波动。最惊人的是，它直捣最终结果，没有走任何弯路，所有的那些曾经流行一时，最终却证明不适合大规模推广的试错产品，这份奏疏竟然一样都没提。
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试错是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得做的事情，科研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证明某条路线走不通。然而，顺朝在追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直接抄作业也就罢了，在之后几十年的技术进步过程中，即便没有先例可抄，也几乎没走什么大的弯路。
更神奇的是，这封写于1842年的奏疏，对于洋务运动在基层的阻力的预测相当精准，仿佛亲见一般。民间借贷、手工业者失业、小农生活方式的改变、土地兼并、水利设施、乡村舆论争夺转移等等问题，都有很充分的预判。写出这样的文章，不仅需要极丰富的基层经验，而且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经济分析能力，能够像看过正确答案一样直击问题本质。
究竟是谁写出了这样一份报告呢？后人只能认为是署名的六个人的集体智慧，毕竟他们全都是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此时的麻城县正是群星闪耀，他们六个人甚至不是最耀眼的。
洋务运动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关系，以及洋务企业的税收管理，只有虞五绝才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
洋务运动所需的人才培养问题，多半是刁藏春的手笔。
涉及乡村治安的部分，应当出自梅文山之手。
对国内现有技术的总结和一些技术研究的可行性分析，自然是栾西河提供的。
涉及国外情况的部分，大概是李西平找的资料，他比较擅长海外事务这方面。
主笔人诸葛阳宁的能力，当然更是无人质疑。
但大家也只是赞叹而已，并没有太过惊奇，在洋务运动中有几个这样的人才，这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吗？中国这样的国家，技术领先才是常态，暂时落后之后追上来何足为奇？
难不成有人会觉得，中国能挨完鸦片战争的打后一百年都建不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不会吧，不会吧。
马鹏程是看过这份奏疏全文的，也和德明帝当面沟通过皇帝的构想，以他的身份，投资必然是一切地方官都给他开路，稳赚不赔。
贺碧锋在武昌办纺织业，是少有的几处德明帝允许试行纺织业工厂的项目之一，霍山伯家族在武昌势力庞大，贺碧锋有心拉他们入股，马鹏程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躺着都能赚钱的机会。
可是，霍山伯家族在武昌的这些亲戚，搞得了洋务吗？
他们有钱，却没有才干，还懒惰。家族财务一塌糊涂，不清不楚。一旦让他们投资办洋务，有的会怕风险不敢入场，有的会嫌麻烦，觉得不如买地收租稳妥还利润高，还有的会把一堆自己的亲信塞进洋务企业。
这些都是贺碧锋和马鹏程所不喜欢的。马鹏程一琢磨，在这种权钱双收的大利面前，要亲戚还有什么用，搞他们。把霍山伯家族在武昌这些尾大不掉的产业能变卖的都变卖了，去投资纺纱厂。屠宰场这样的旧产业已经不能给马家带来多少利润，有利润也被经理人侵吞了，还是惹人嫌的灰色产业，切了吧。
这样做当然是有代价的，会导致失去亲戚和走狗的信任，以后未必有人肯给马鹏程干活了。可是时代变了，勋贵牟利的方式也要变，不能死守着过去那一套不放。今后控制工业、金融的才是大爷，就算种地，也要种棉花、种烟草、种油料作物。小农种这些东西会面临各种难以承受的风险，但这些风险在开国勋贵面前都不是事。
最关键的是，有马鹏程这样眼界的人只是勋贵中的极少数。
马鹏程当年是德明帝长子的同学，是同龄的勋贵嫡长子中唯一一个肯在吃喝嫖赌之余认真学习的。从军学毕业后，他做了御前侍卫，专门负责与莫卧儿、波斯、奥斯曼相关的工作。
这个工作很清闲，因为顺朝和这三国基本上没有任何来往。这三国都不直接从顺朝买货，在宗教信仰上又天然被马鹏程这样的回教勋贵排斥。不过这三国也确实能影响到顺朝的西部边疆，所以还是要搜集些情报的。然而，顺朝又不打算直接派间谍，所以马鹏程的日常工作不是翻阅古籍，就是搜集商人和传教士的道听途说。
所以，马鹏程至少养成了天天按时上下班的习惯，眼界也算开阔，这才让他在这个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及时选择跟定德明帝的改革。
而其他那些勋贵，其中九成以上都觉得现在一片大好，根本不需要任何改变。每天躺在家里就能收到田庄和店铺供奉，为什么要改变？既然如此，马鹏程也不想为了整个阶层的根本利益去带这些坑货一起玩，反而要趁着他们的无能让自己出头。
理论上来说，封建贵族可以变身资本家。然而，在整个国家的封建生产关系没有大范围改变的情况下，掌握权力、习惯了不劳而获的世袭贵族，是普遍没有能力去迎接变革的。他们自己不变革，也不能允许别人变革了他们。假如贵族真的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个个英明神武，那旧王朝当然可以直接变身资本主义，贵族转型财阀。但现实是，世袭贵族必然废物居多，马鹏程这种有正常洋务派眼光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只能被时代推着走，甚至推着也不走。但是，顺朝又难以像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德国、日本一样经济整体转向。封建贵族拖了生产关系的后腿，既不肯改革也不肯让位的事情，是必然发生的。而且顺朝的封建贵族会比清朝的更难对付，他们不需要搞一个全是满洲人的“皇族内阁”，而是普遍代表全国旧势力的利益，可以从各省份、各民族中“公平”地挑出与他们一条心的反动中坚。
再腐朽的阶层，在享受全国最好的教育条件的情况下，也能出几个有长远眼光的，马鹏程就是其中之一。自从德明帝长子死后，他就被边缘化，若不趁着此次机会做些大事，如何能够出头。所以他趁着武昌的亲戚们尚未反应过来，直接快刀斩乱麻，借用官府的力量和天桴记等灰色产业做了切割，把马家内部的事情放到江夏县衙来处理，而且煽动老百姓。反正天桴记本来就黑心，这种占尽了理的煽动毫不困难，像马宝善这种有正义感的市民和张大胆、李二愣这种利益相关方会主动出头。在汹汹舆论面前，马家族人为了摆脱干系，只能咬着牙和这些灰色产业切割，以后守着自己那点明路的产业过日子，也维护了马家的名声。这些抄没的灰色财产，则全部投入纺纱厂，成为了马家日后发财致富的基石。
几天后，事情基本上尘埃落定，麻城县驻武昌临时办事处五人组重新聚齐了。霍少窈有点好奇地问道：“你们是怎么知道配合霍山伯做这些事的？伯爵做事总不能和你们事先商量吧。”
陈思舜说：“当然是买情报了。曾国藩这个王八蛋，表面上装得清似水明如镜，其实暗地里收钱的事都是他弟弟在干。曾国荃给了我们一个寄卖店的地址，曾国荃把曾国藩写的字送到那里寄卖，我们借高利贷买了一幅，曾国藩就什么都说了。这次多亏了老潘出谋划策，搞清了行贿的门路，齐兄出面借钱，张李二位兄弟最是辛苦，忙前忙后，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潘如在说：“不能这么说，这些当官的，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必须有你这样正经读过书的人和他们打交道才好办事。也得感谢龙衣卫的两位长官，若没有你们，我们麻城县的牌子在这省城可唬不住人。”
霍少窈和卢显承对视一下，有点尴尬，也不好说什么。陈思舜和潘如在性格差异极大，但共同特点都是江湖气极重，畏惧权力却毫不尊重。他们龙衣卫在京城谨小慎微惯了，不敢有丝毫乱说乱动，和这样的人相处还真不适应。
张大胆说：“马公子答应给我们买牛，我们也就能回去交差了。这次案子办完，我们两个也就能转成薪俸吏了。”张大胆和李二愣虽然是梅文山的徒弟，但也必须办了案子才能提拔，梅文山可不养废物，他们这么吃苦受累地奔忙，也无非是为了找个有固定工资的工作。
卢显承问道：“那你们借的高利贷怎么办？敢在武昌城里放贷的可没有好惹的，你们就是跑回麻城他们也敢去县衙追债。”潘如在说：“我正想说这事，二位的办案经费还充裕吗？能否帮我们把利息还了？本金我们再自己想办法。”
霍少窈和卢显承的脸色一下就难看了。潘如在说：“我们向曾国藩买情报的时候，顺便买了八个字，他说：‘不食不饱，石猴未倒。’”
卢显承有点懵：“是他有口音还是你有口音？”花了半天，他才弄明白是哪八个字，但是更懵了，这说的是啥？
不过霍少窈的脑子显然比他好用很多：“原来如此，不要说利息，就是这笔债全由我们还也值。不过曾国藩的字卖得那么贵，我们的经费有限，也就付得出利息了。”
潘如在说：“过两天，我们还得再借一笔钱，过了年之后，麻城那边的钱也就该到了。”卢显承说：“案子都结了，你们还借钱做甚？”
潘如在说：“天桴记这不是关张了嘛，我们要把它买下来。”
第一二一章 迈向德明二十三年
按西历来算，今天已经是1843年1月29日，不过在顺朝，现在还是德明二十二年的腊月二十九。
今年十二月小，腊月二十九就是除夕。麻城县今年的生计不错，县城年味很足，不少人家杀了年猪，李西平也大方一回，让魏伯焘上街买了十斤猪肉，犒劳刚刚回来的两位师爷。
衙门的厨子领了过年的红包，非常卖力地做了一大锅红烧肉。麻城改革也影响着他的收入，过去县太爷收了年敬，随便手指缝里漏点就够这些衙门的工作人员过个肥年了，现在只能靠薪俸和偷厨房的东西。连诸葛阳宁都知道厨子是贼，不过也没人在意。因为厨子的正常薪俸只够他们全家喝粥，所以也没人指望他能看着鸡鸭鱼肉从手里过还不动心。
厨子还是比较有原则的，李西平的肉他不偷。李西平因为总在县衙吃饭，所以三节的时候会给厨子赏钱。像这种让厨子做菜比较多的时候，会招呼他“盛一碗给孩子尝尝”。厨子的儿子在县里的军学趴窗根听课，刁藏春和李西平还给他一个马扎，让他在教室角落里坐着，不出声就行。
总体来看，外地调来的这几位大人对厨子都很和善。比如说栾西河，态度非常客气，钱是一文不给，厨子做他的菜时也就按照一般流程做完了事。只有单梓桂不仅抠门，还要求多、脾气大。厨子想想自己的工资，再想想昨天被单梓桂的书童扇的大耳刮子，单梓桂的菜里就不一定有什么加料了。
李西平、潘如在、陈思舜、朱靖城、常金垂、魏伯焘、魏仲恺七人围坐在桌旁。李西平倒也不介意吴老二上桌，只是在这个年代，马夫上桌吃饭实在太奇怪了，所以还是让他捧着一只大海碗坐在旁边板凳上。
李西平十分高兴：“潘先生和陈先生这一票干得好，若是收购天桴记的事成了，将来咱们就都不愁吃喝了，还能做点想做的事。”
陈思舜当然理解李西平指的是什么，不过潘如在可没什么理想抱负：“哈哈，我想做的事就是搞钱。”
不过陈思舜还是有点担心：“我看天桴记在武昌的关系网很深，不知我们能否接得下来。”
李西平笑道：“俗话说，坐在风口浪尖上，猪都能上天，何况我们几个。”
李西平敢去碰天桴记，根本原因在于这压根不是他自己的计划，而是刁藏春的计划。
既然儒家的祖师爷中有子贡这样的人，贵州学派的人擅长做生意当然也不奇怪。贵州学派搞乡村建设，办学校，只靠上层赞助肯定是不行的，贵州学派也向老百姓收“教育费”“水利建设费”之类的费用，但是在贵州的穷山村，这种本质上是乱摊派乱收费的项目也不能搞得太多，否则“教化”出农民起义来可就搞笑了。因此，经商就成了贵州学派重要的经费来源。他们既有上层的关系，又有基层的经验，所以农产品加工一直是他们的长项。
勋贵的优势是与皇帝亲近，所以对政策导向把握极准。马鹏程非常准确地认识到，纺织业是下一阶段顺朝民用工业中最重要的，所以他就把钱都投进了纺织业，至于纺织业应该怎么经营，他是一窍不通的，勋贵挣钱靠的就是权力，懂经营有什么用。
贵州学派则不然，他们在高层也有人脉，只是消息比勋贵慢一步而已，对皇帝心意的把握也差一些，但是他们有人才的优势。贵州学派的高层都要求六艺兼通并至少专精其中一项，其中不乏靠考学出头的普通自耕农家庭子弟。这样的人有了丰富的基层经验和比较准确的高层情报，他们集体决策做出的判断自然比从世袭贵族中矬子里拔大个儿的马鹏程更高明。
贵州学派所盯上的，正是被马鹏程毫不犹豫地放弃的农产品加工业。贵州学派不仅有经营商业的能力，还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所以纺织业这种破坏男耕女织格局的产业他们并不愿意参与，而在农产品加工方面，他们本来就有基础，入场难度较低，也不容易和其他权贵起冲突。
贵州学派买下天桴记不是为了继续开屠宰场，而是打算利用他们的地皮和厂房，还有一些熟悉肉类处理的人力，开一家罐头食品厂。不过，在这个年代开罐头食品厂，会面临很多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东西根本没有市场。顺朝老百姓的副食品消费能力是很低下的，而有能力消费副食的人大部分可以直接吃新鲜食品，不太可能购买封存在罐头中的食品。所以，罐头食品厂的客户基本只有军队，若不打通军队的关节，生产罐头食品就毫无意义了。
在技术上也存在难度。此时顺朝已经掌握了用蜡封玻璃瓶保存食物的技术，但这并不适合量产供应军需罐头。给军队大量供应罐头，还是得用镀锡铁皮，也就是李西平那个世界俗称的“马口铁”。但是，顺朝长期使用瓷质餐具和木筷，并没有欧洲那种用镀锡铁器制作餐具的需求，所以现在还不能自产镀锡铁皮。而且此时的金属罐头用焊锡密封，开罐非常困难，甚至需要用锤子和凿子。
在杀菌技术方面，此时全世界的罐头食品厂都是各凭经验，经常出岔子。若是供应军队的罐头变质了，吃死几个士兵，那可是天大的事。
因为涉及技术引进问题，刁藏春当然会和李西平这个“专家”聊一聊。于是李西平就提供了四个思路：开罐器、机械冲拔制罐、使用硫化橡胶圈的卷边密封法、巴氏灭菌法。
具体的技术细节，李西平当然是一窍不通的，他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方向。刁藏春同样不懂，但他把从李西平这里搜集到的资料汇总报告之后，贵州学派那边管技术的人认为可行。
李西平提出的这些思路也并没有太超前，都是欧美国家在近二十年甚至近几年内就能做到的。贵州学派研究食品保存技术很久了，贵州在这方面需求很大，否则也不会有油底肉、烟熏肉、侗家腌鱼、腌酸萝卜这样的传统食品。退一万步，就算尝试之后发现李西平指出的技术路线都错了，他们仅凭本来的经验和照抄英法美等国的现有技术，也可以做出价格能让军队接受的罐头。
刁藏春之所以拉李西平入伙，甚至让李西平挑头来干，并不是因为李西平提了几个还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的技术，而是因为这件事涉及的问题的确需要李西平。罐头厂要自产镀锡铁皮，还要借鉴一些欧美现有的罐头技术，需要做技术引进，这个事情贵州学派自己搞不定。
那么李西平能搞定吗？当然也不能，但他嘴硬，硬说自己能。
说李西平胆大吧，他连个倒卖棉衣都整不明白；可说他胆小吧，这种涉及国策的事情他敢掺和。
让李西平搞政治，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可若说让他搞钱，李西平颇有些包天大胆。通过仅有的几次接触李西平就能感觉到，这帮大官实在是太可怕了，李西平从未指望能做多大的官，以他的政治斗争水平，官做得越大死得越快。但是，为了让自己别再有那么多无能为力的事，李西平觉得有必要赚点钱。
自古以来，想快速获得财富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直接劫夺别人的财富，要么开创或参与一个新的领域。前者全靠权力和暴力，李西平是不敢碰的，而后者虽然也需要权力和暴力，可毕竟还给普通人留了一点空间。靠勤劳暴富是童话故事，靠科研暴富则凤毛麟角，而靠搭政策调整的车暴富，才是最常见的。
最重要的是，李西平权衡了一下，觉得这事没什么危险。虽然要做这个项目需要很大一笔贷款，可出头借钱的又不是他李西平，而是贵州学派中的大佬，只不过让潘如在和齐德隆跑个腿而已。贷款的抵押物也不是一般的东西，别人贷款押房子押地，刁藏春拿出的抵押物却是一个县令。
这是一张四川西充县县令的官凭，说它是官凭可能不准确，因为这玩意压根就是丑北海自己印的，上面也绝不会写着委任你去西充县做县令，只是有几个丑家的暗记。
但是内行都知道，买了这个东西，等到西充县县令出缺，你就可以得到一张货真价实的吏政府颁发的委任状，走马上任。西充县现任县令的任期结束的时候，恰好就是贷款到期的时候，到时候如果刁藏春他们还不上贷款，放贷的人就可以到西充县去当县令，收回他的损失。至于当县令后怎么捞钱，这个不用教，谁都会，这么多年下来，早就形成固定的规矩了。
根据李西平这段时间和刁藏春共事的经历，刁藏春绝不是个赃官，一个半辈子都在农村教穷人家的孩子读书的人能坏到哪去。然而刁藏春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贪赃习以为常，拿着这张买官的凭证，就和拿着一张普通的汇票一样。因为在这个时代，这真的就是一张普通的汇票而已，贵州学派的人不买，自然有别人去买。这张票子上带血，难道别的票子上就不带血吗？
能放这么多款给他们的，当然也不是普通商人。这些人压根没有自己的本金，他们放高利贷的资本都是他们借来的低息贷款。在顺朝高利贷是不合法的，但有的人放高利贷被打击，他们放高利贷就不被打击。那么，他们的低息贷款是哪里借来的就很明显了，都是勋贵们存在皇家金库的金砖，皇家金库拿着这些金砖放贷生息，自己不好直接出面放高利贷，就外包出去。
刁藏春他们让李西平牵头办厂，自然也不是白送钱给他，不过这里面还涉及贵州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不足为外人道也。
总之，现在刁藏春不方便出头，贵州学派内部也有争论，再加上李西平能解决技术引进问题，贵州学派决定躲在这个“洋务”代表人物背后经营这家罐头厂。毕竟李西平现在的标签是“技术型官僚”（招安的技术也是技术），有后台却不是狗腿子，由他出面能消除不少人的敌意。
于是李西平就获得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他担任类似类似“董事长”的身份，主持“董事会”的日常工作，而资金、人力、后台三大问题都有别人替他解决，只需要他搞定技术问题。
潘如在和陈思舜去武昌这一趟，同时解决了棉花、偷牛、罐头厂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能扯在一起，里面的关系是这样的：
贺碧锋需要马家的资金投入，才能开始办纺纱厂。倒不是他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而是因为这么大的项目吃独食会有很大的麻烦，本来他征地时就得罪了不少人，需要拉盟友。
马家则需要借助偷牛案，收拾自己在武昌的亲戚，然后变卖天桴记，投资纺纱厂。
纺纱厂的事情敲定了，贺碧锋才能着手麻城棉种改良的问题。
天桴记破产清算，罐头厂项目才能通过接手天桴记的产业开始。
现在四个环节都打通了，项目也该开始了，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分散的小农进行棉种改良是非常困难的事。
很多人痛骂农民的短视，但实际上是贫困的生活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许多短视的选择。官府的许诺从来都不靠谱，对于长期生活在饥寒中的农民而言，靠种地致富永远是吃饱了以后才要考虑的梦想，而现实中，种植尽可能多的粮食才是最符合农民利益的选择，因为他们没人敢说自己摆脱了饿死的危机。
即便吃饱了，农民也未必敢种植经济作物，他们的家业根本承担不起创业失败的风险。在21世纪，也有人承包鱼塘之后被一瓶农药弄得倾家荡产，现在可是险恶的19世纪。
李西平对于历史、经济学、基层治理了解得都不多，但他起码看过电视剧，对“改稻为桑”这个词还是熟悉的。而且他颇有几分自知之明，迎难而上的事情是绝对不干的，知难而退、知难而绕才是他的风格。
所以，他不可能在麻城的小农中去推广种棉花，那样不仅风险太高，而且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手。最好的选择，就是在麻城最大土豪凌思源的那片已经大规模种植棉花的土地上更换棉种。
唯一的问题是，凌思源可能有点小意见。
凌思源与明五、高大金这样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现在顺朝的统治秩序崩溃，凌思源的实力甚至已经够得着“军阀”的下限了。李西平现在其实还是没人没钱没枪的状态，根本没法招惹他。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李西平还有一个终极解决办法：过完年再说。
常金垂问道：“师父，这罐头做出来，卖得出去吗？这东西的那个，消费群体，应该和腊鱼腊肉之类的差不多吧。”李西平说：“给军队卖一卖就得了，大顺的军队这么多，这生意已经很大了。除非是谁有法术，直接搞成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否则一百年内别指望老百姓买罐头。要真能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纺织业也不用这么扣扣搜搜了，直接放手干就是。”
常金垂点了点头：“确实。”再看其他人，潘如在和陈思舜显然听懂了。朱靖城还在思索，魏伯焘和魏仲恺则一脸茫然。
李西平说：“陈先生，你给他们讲吧。”陈思舜说：“在开普，一户农民拥有的土地何止百亩，所以他们的食物是肯定充足的，因而就会把多余的粮食用来养牲畜、酿酒，会种植很多蔬菜水果。再加上开普缺少金银……”
李西平微微笑了一下，陈思舜有点奇怪，但感觉自己好像也没说错什么，就继续往下说：“……故而各种食品的价格都非常便宜。农民会自制罐头，卖给过往的船只。这次鸦片战争，英军路过开普敦就采购了罐头。因为价格便宜，开普敦的市民也会买，不过前几年出了一次事，很多人吃完罐头之后四肢麻痹，嘴歪眼斜，呼吸困难，还死了不少人，人们就不太敢吃罐头了。”
李西平说：“这是肉毒杆菌中毒，确实很麻烦，不过还是有办法控制的，起码彻底煮熟之后就能安全很多。”
大家已经习惯了李西平偶尔冒出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词，也没在意。潘如在说：“我猜猜看，开普的农家女是不纺织的对吧。”陈思舜说：“没错，土地多，人口少，女人也干农活，纺织品都从英国进口。”
李西平说：“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大顺只敢办纺纱厂，不敢办机器织布厂，就是担心机织布比家织布便宜，夺了小农生计。可其实小农家的女子也不愿意终年坐在那里织布，若是像北美那样，一个普通农户就有上千亩土地，直接用多余的粮食喂牲口，卖了牲口换布不好吗。可是在大顺，一般的举人能有上千亩土地吗？什么他妈叫多余的粮食？”
这下连魏伯焘和魏仲恺也听明白了，朱靖城是在座唯一一个受过顺朝正规教育的，立刻就想到了一个词：“若是如太祖皇帝那般均田免粮……”
虽然当年李自成均的就是他们家的田，但多年的熏陶还是让朱靖城觉得均田免粮是十分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说到具体如何均田免粮，他又卡住了，因为顺朝的教育只有抽象的“均田免粮真伟大”，可不会教学生怎么回去均地主的田、抗官府的粮。
李西平说：“均田免粮当然是有用的，可是用得了一时，用不了一世。看看在册的土地和人口有多少就知道，再怎么均田，也均不出五口之家治百亩之田。当年打江山的世兵，每人才分了十亩永业田，怎么和人家随手一圈就是一千亩的比。”
“哪怕是可以圈地的地方，也不可持久。就拿南非来说，土地不够了就去黑人那里圈，劳动力不够了有廉价的黑人可用，甚至可以强制征发劳役。黑人被部落身份束缚，即便进城打工，也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这么好的条件，把南非的工业成本压到了最低，将来技术进步了，可以发展工业，把产品出口到欧洲去，肯定会发展得很好。”
“但是，这种模式难道能永远持续吗？南非主要是一个三层结构，上层的英国人多从事工商业，大部分不直接接触底层的黑人，而中层的布尔人则是和英国人、黑人都有冲突。他们之所以叫布尔人，就是因为以农民为主，‘布尔’在荷兰语里就是农民的意思。做工商业，他们肯定竞争不过占统治地位的英国人。做农业，英国人占他们的土地，他们又去占黑人的土地，即便如此，土地也不是无限的，布尔人中还是要有人去做工。可比起谁的工资低来，他们又比不过黑人。”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人能愿意降低工资来随行就市吗？肯定是不行的。可他们能赶走英国人自己做统治者吗？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就只能继续把自己收到的压迫往更底层转移，靠自己的白人身份，用种族主义去限制黑人。”
“然而，国家经济发展了，大量的黑人脱离部落进城做工，他们也会觉醒，他们能永远忍受做三等人吗？黑人是本地的多数民族，他们有组织地反抗，白人最后肯定要让步的。”
“可如果黑人和白人的地位平等了，黑人的土地就不能随便圈占了，黑人的工资也不能随便降低了，黑人也有自己的工会了，可以获得城市居民身份了，都不能强制征发黑人的劳役了，那南非的工业比起其他国家，还有什么优势呢？南非的人民是很穷的，工业产品的主要利润来自出口，一旦成本提高，出口萎缩，就会陷入困窘。这和海地的困境是一样的，被压迫者解放了，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如果被压迫者不解放，经济发展的成果都是上等人的，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西平把陈思舜说得一愣一愣，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在七上八下，对南非的事指点江山倒是轻松，可他自己马上要开的罐头厂难道不是这样吗？天桴记的地皮也是马家靠勋贵的权力廉价夺取的，罐头厂虽然没有直接去掠夺老百姓，但靠着关系从马家手上低价买地，其实也是这个圈地游戏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