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头厂连地皮还没买下来，一台设备都没进口，却先有订单了，而且是全国仅此一份，直供军队，这难道不是靠权力吗？同一条街上别的商人需要日复一日交各种苛捐杂税，罐头厂只要给贺碧锋和马鹏程各5%的干股而已，花费小得多，这难道不是靠权力吗？
罐头厂的工人也打算直接雇麻城的无地农民，当然也没有给工人建立福利待遇的计划。工资肯定是高于目前武昌的平均水平，但是和列强比起来，那就低得惊人了。李西平倒是考虑过要不要照抄一些现代的工人待遇方案，但是最终放弃了。一来是因为他不懂，二来是因为显然支付权力寻租成本更重要，工厂又不是他李西平一个人的，在人工成本上投入太多，资方爸爸不干。略高于武昌普通市民，这个还可以让投资者接受，但哪怕仅仅是追平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欧洲的工人待遇，已经超出投资者的底线了。
说到底，这不也是利用统治阶级的特权+掠夺的土地+被压榨的劳动力的模式吗，比南非又能高明到哪去？李西平只能盼着自己指出的那四个技术路线真的有人能研究得通，否则的话，自己搞的这玩意就是标准的故步自封的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洋务企业。
倒不是说搞成洋务企业就有什么问题，现在是19世纪中期，不搞洋务企业搞什么。但李西平好歹是个穿越者，总得有点追求，这都19世纪了，起码不能比马克思抨击的万恶资本家还差劲吧。
常金垂问道：“师父，那您说什么才能治本呢？”李西平说：“十亩地不能变成一百亩，但若是有办法让十亩地种出一百亩地的粮食，这不就治本了。耕种的办法不同，用的肥料不同，田地的产量便不一样，以后若有一亩地种出上千斤粮食的办法，有用机器几分钟做出一件衣服的办法，这不就治本了。”
朱靖城说：“孟子以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为王道之始，眼下尚且不能做到。倘若真有这等奇术，那不是要天下大同了吗。”李西平说：“到那时，自然有那时的问题。”
潘如在笑道：“就现在，麻城县多少老百姓穿着百衲布的衣服呢，东家这梦未免太大。”李西平说：“你还别不信，早晚有一天，穷人才穿整匹布做的衣服，百衲布拼凑的、带破洞的衣服，那都是艺术。”
大家只当是说笑话，也没人在意。李西平说：“我告诉你们，我梦见过一百八十年后的世界。就我现在穿的这衣服，比它还轻便、还暖和的冬衣，在麻城这样的县城里也到处都有卖的，厨子花一天的工钱就能买。霍乱、痢疾什么的，好多人都没见过，洗脚水都比咱们喝的水干净。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也论斤吃肉，论瓶喝酒。”
“进门左手边，是一排冰柜，冰柜上盖是玻璃的，左边是各种饮料和冰点，右边是各种冷藏的熟食，扒鸡、酱牛肉、酱板鸭之类的。里面是卖蔬菜、水果、米面、鲜蛋的地方。右手边是常温的熟食，像猪蹄啊，猪肝啊，熏鸡啊，鹌鹑蛋啊，还卖凉菜。过了卖鲜肉的地方，再往前是面食，有馒头、花卷、各种饼，也卖煎饼果子和汉堡。汉堡是……就是两个圆形的面包，里面夹着肉和菜……对，和保定的驴肉火烧长得差不多。蔬菜的货架后面就是各种糖和小食品了，还有面包、香肠、卤蛋、卤鸡腿、花生瓜子什么的……”
李西平讲述着他家楼下的小超市，不过其他人都把这当成童话故事来听。做工的穷市民，也天天到这样的地方买吃的？反正说的是做梦，让他随便编吧，你官大你有理。最关键的是，就连内心最阴暗的潘如在，都不相信在李西平描述的那个全球年产粮食几万亿斤的世界，人类居然还厮杀不休。在他们看来，种出这么多粮食可比天下大同难多了。
就在这时，门子通报：“雷长官来了。”
雷作让的来意很简单：“引进罐头生产设备的事可以办。我有一个朋友出身普鲁士贵族家庭，他父亲在莱茵省的巴门经营一家漂白和纺纱工厂，和各行业的资本家都有关系，能联系到。罐头生产虽然涉及国防，但也不算什么机密，只要你们的黄金到位，就买得到。而且我听说武昌的总督还在筛选纺纱厂设备的引进渠道，不如和罐头厂一起办怎么样？这方面我这位朋友更专业，还能提供一批工程师指导你们的工人。”
钱的事，李西平觉得问题不大。投资方非常清楚武昌的市民一个月挣多少钱，所以对工人工资锱铢必较，可是对于普鲁士的工业设备值多少钱，他们就外行了，因此很容易被忽悠。李西平自己也是外行，所以估计砍价砍不下太多。然后他们需要和贺碧锋协调，需要走外交途径联系普鲁士政府，这些就不是李西平这种跑腿的马前卒能参与的了。
雷作让坐下往嘴里狂塞红烧肉的时候，他的那位朋友还不知道雷作让给自己家揽了多大的生意。就算知道了，关心的也不会是生意本身，而是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的政策变动。
不过，他父亲要是知道儿子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居然有这种本事，说不定父子关系还能改善一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现在是一名普鲁士炮兵军官，他很精通军事知识，可是并不喜欢做军官，在柏林时主要忙着听讲座，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发表哲学文章批判谢林，还抨击普鲁士王室的苛政。
但现在，他还是参加了一个军事任务。用他的话说：“以前我只了解这个世界的一半，现在我要去了解它的另一半。”他参加了普鲁士援华军事顾问团，现在正在埃姆登的码头等待上船。
普鲁士的军官教育此时一骑绝尘，像恩格斯这种在大学听课的军官是非常常见的，各师各旅还有自己的学校。不过这不是德明帝选择他们的原因。德明帝认为，普鲁士是一个单纯的欧陆国家，海外利益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和顺朝有什么利益瓜葛。以德国人海军的这种水平，难道也能到东亚耀武扬威？不会吧，不会吧。
普鲁士的军官当然也有他们的缺点，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他们有“可笑的‘团结精神’”“学究气”“蛮不讲理的腔调”。军事顾问团带队的上校就是一个顽固的老学究，经历过拿破仑时代的遗老。恩格斯与他们实在不大聊得来，可想而知，这场漫长的旅途一定会十分无聊。
不过，在码头送行的人中，有一位他认识不久的新朋友。
“《莱茵报》办不下去了，普鲁士政府很不满意我评价俄国沙皇的那篇文章。阿尔诺德卢格的《德国年鉴》也被查封了，邀请我去巴黎和他一起创办《德法年鉴》，我还在考虑。”卡尔马克思说道。
“有什么可考虑的。”恩格斯说，“卢格是个空想家，你应该去的地方是克罗茨纳赫！赶快结婚吧！”
马克思咧嘴一笑：“燕妮的侄女之前的来信中提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中国人，说不定你还能遇到几位。”
登船号子响了，恩格斯挥了挥手：“等我给你写信吧。”
这一年，马克思25岁，恩格斯23岁。
第一二二章 李天悦信心十足
回到自己的军营，唐晋昌才渐渐觉得冷汗下去了。新年刚过，李天悦便召集广东驻军中威武将军以上级别的军官开了个会，总结粤北之战，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第一，你们上学的时候，除了吃喝嫖赌都学了什么？
第二，你们当官之后，做过一件对得起俸禄的事吗？
第三，你们这样的渣滓是有什么脸面活到今天的？
当然，李天悦讲话非常客气委婉，给他们留足了面子，但是有点智商的人都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李天悦显然是对于广东军队在粤北之战中的表现非常不满意，要整顿了。
李天悦的整顿其实很保守。比如说沙汰冗兵，把之前扩军时招纳进来的那些地痞流氓清除出去，军官却几乎不动，只处罚了几个问题特别严重的，其余人就算要换掉也是平调闲职。像唐晋昌这样全程划水的，都可以保持原位。
比如说整顿财务，李天悦根本没去查旧账，只说从德明二十三年开始用新的财务制度。之前的那些烂账，都用“战时局势紧张”这个理由糊弄过去了。
即便李天悦是皇帝的亲弟弟，三省总督，即便广东军队被鸦片战争和粤北农民起义打击了两次，李天悦依然不能对广东军队进行颠覆性改革。如果他是韩致常、魏元亮那样的人，倒也不是不能改，但是李天悦不可能损害自己的人脉关系去强硬推行变革。更何况人事变动的决策权在朝廷，德明帝也认可李天悦这种汰兵不汰将的模式。本来军事改革在德明帝的改革中就是次要部分，土地和财税才是重中之重。既然李天悦不想找麻烦，那为最好。这种近支宗室碰军队改革，本来就是敏感话题。
不过，也有人在这次整顿中反而升官了，比如说董有为，他因为“战功”而升任哨总。
董有为的功劳立得非常容易，他联系了大铁炮，利用大铁炮的人脉，促成了十几个村子的招安。对于此时的广东顺军来说，招安之功远大于征战之功，毕竟他们也不怎么懂打仗。于兴驷这样投降的农民军也被直接给了个官职，他的军队汰弱留强，有三百多人加入卫戍部队，其余家眷老弱在因为大战和饥荒空出的土地上屯垦，于兴驷本人被任命为都尉，继续统率这支部队。
顺朝官府并不担心这些人复反，他们和顺朝本来就没有根本性的冲突。造反是为了啥？第一是为求活，第二是为求有地种，第三是为了升官发财，第四是为了称王称帝。以顺朝此时的强大，于兴驷这样的人肯定是不敢做梦称王称帝的，现在他命保住了，家眷也种上地了，本人也做了官，兄弟也吃上了皇粮，他还有什么可求的？剩下的事都可以靠官场斗争解决，天底下能有几个做了官还要为民请命的圣人？于兴驷再也不可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去斗争了。面对崖州矿工起义这种孤立的斗争，顺朝官府轻易不愿用招安的方式来解决，可面对粤北起义这种燎原之势，他们立刻就“温和”了起来，不吝使用招安手段，以最快速度平息民变为优先。
唐晋昌的椅子还没坐热，董有为就提着礼物上门了。
董有为拎来的是一大盒广州有名的张记核桃酥，但是唐晋昌的儿子接过盒子时，手却猛地向下一沉。
董有为此番要调任崖州的藤桥巡检司，指挥那里的卫戍部队，虽然偏远，却靠近港口，是个肥差。若不是鸦片战争后广东军队被打残了，再加上德明帝和李天悦都主张用战争中有功的新人制衡旧人，董有为绝不可能升得这么快，他使的那点银子也换不来这么好的位置。
董有为和唐晋昌也没什么交情，例行打点，互相客套几句，董有为便告辞了。送走董有为，唐晋昌喊过夫人打开点心盒子。果然，上层是核桃酥，下层是一块金砖。
唐晋昌没参加董有为他们的“生意”，也没帮着董有为跑官，但是在董有为他们忙着“抓猪仔”的时候，唐晋昌镇守营地，挡住了农民军的攻击，让他们后顾无忧，而且对营地的卫生防疫工作规划得十分妥帖，大大降低了俘虏的死亡率。再加上唐晋昌是长官，默许就等于支持，董有为怎么也得分他一份。再说唐晋昌家里有人脉，和他结个好总没坏处。
粤北民变之前，因为饥荒，人口的价格就很便宜了，一个大姑娘换几两银子十分平常。民变爆发后，官军挨家挨户抓人，无本万利，人口价格更加便宜。赶上“大甩卖”，一块金砖说不定能买一个村的人。
夫人也没在意，来个同僚送礼而已，何足稀奇，把点心和金砖都收了。唐晋昌却在发呆。
唐晋昌觉得，自己应该没做坏事。广东官军都在抓人，让他约束自己的部下不去抓是不可能的。外省来的援剿军纪律严格，又不熟悉广东的环境，倒是不进村抓人，可是他们收人贩子的保护费，这不还是一样吗。
董有为算是这些官军里最“文明”的了，起码他是用挠钩、套索这样的东西对付老百姓，而不是大砍刀。
唐晋昌当时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俘虏尽量别得病，一旦病了，就很可能被官军当成累赘随手杀掉。
但是想想那些在自己营地外埋掉的尸体，唐晋昌觉得自己应该也没干什么好事。
那天他和都尉辩论，都尉说老百姓反正都要死，若不卖去海外死得更多。在接受了“反正都要死”这个前提之后，倒确实没错。但是，老百姓为什么会走到“反正都要死”这一步呢？若说直接大旱三年、颗粒无收，那也还罢了，可很多老百姓地里的收成本来是可以够他们全家凑合不饿死的，然而交了皇粮、交了摊派、交了租子、交了利息之后，就不够了。那么，他们这些吃皇粮的人，用“反正都要死”当借口还说得过去吗？
在把老百姓饿死和把老百姓卖掉以外，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让老百姓抢回他们种的粮食。虽然听起来十分地大逆不道，但是如果读了《顺太祖实录》，自然而然就能推导出这种结论。李自成既没当猪仔，也没饿死，走的不就是这条路吗。
李自成当年借用四川百姓“除五蠹”的说法，将明朝的藩王、外戚、勋贵、宦官、厂卫、高官、兵匪、劣绅、学霸、猾吏、地痞、恶奴这十二个群体称为“国之蠹虫”。大顺朝能坐江山就是靠为老百姓铲除这十二种蠹虫。而现在，这十二种蠹虫哪个大顺没有？无非是王爷不出京就藩了，宦官被女官取代了，恶奴改叫“管家”“义男”……比起明朝，还是换汤不换药。
唐晋昌当然没什么兼济天下之心，这些个事他管不了也不想管，但他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别在作战部队待下去了。虽说也没什么明确的理由，但他就是觉得，再待下去一定没好事。反正他本来也不会打仗，还是调走更稳妥。
唐晋昌立刻喊过书童研墨，他要给李天悦和兵政府打报告，自请调动职务，离开作战部队，还去管卫生防疫。
董有为回到家里，也开始收拾行装，他原来的部下绝大部分都不会带去崖州，只有亲兵陈大跟着他。
第二天一早，唐晋昌的报告写好了，董有为的行李也收拾好了，但他们都接到了紧急通知。
唐晋昌被李天悦叫到了总督衙门，李天悦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不等唐晋昌申请调动，李天悦就提出，免去唐晋昌一切本兼各职，品级不变，转为有级无禄的闲官。唐晋昌本来也不缺钱，虽说不领俸禄了，可也不用干活了，正合他的心意。
但坏消息是，李天悦并不打算让唐晋昌回家养老，接下来的一年，唐晋昌要和李天悦新招募的参谋麦克布莱德一起在广州军学学习。唐晋昌负责教会麦克布莱德各种基本的参谋工作内容，同时要向麦克布莱德学习英语。
一年之后，他们两个要一起去香港，负责训练一支三百人的部队，唐晋昌为主官，麦克布莱德为参谋。方案已经上报兵政府了，很快就会有批复。
唐晋昌心里叫苦连天，心想这个倒霉差事怎么落到自己头上了。但脸上也只能不胜欣悦，愉快地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襄京的新军试验品一共三千人，分别用法国、普鲁士、俄国、美国、海地五个国家的教官来训练，以比较这些国家的军事技术。作为击败了顺朝的对手，英国的军事技术也是顺朝要关注的。
那些愿意为顺朝效力的英军俘虏，还有卡里姆、特里帕蒂、拉赫曼这样的倒戈印度兵，除了在李天悦这里留了十个人，其他的都被带到了襄京。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湖北参与新军训练，德明帝认为，这些人都不是什么正经军官，有的甚至是抓来训练半年就拉上战场的印度壮丁，他们也不懂得英军的战术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和其他国家那些政府派来的军官团采用同样的模式，要单独组织。这些人被送到了陕西的商州，和一些顺军军官一起研究在济州岛缴获的英军训练操典，练一支三百人的部队作为尝试。
要研究英军，光在陕西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德明帝要求李天悦在方便收集英军情报的广东也练三百人作为对照组。
李天悦手上有十个英军俘虏，即将就职于广州军学的四个法国教官也能提供一部分英军情报。通过李三的关系，李天悦花重金买了一本驻马来亚英军的训练手册，又招募了七八个在英国殖民地军队服役国的逃兵。靠着这点资源，搞正经的军事改革不够，但练三百兵作为试点还是可以的。
靠着这采用六个国家训练方法的三千六百名新军，德明帝打算三年后考较他们，五年内根据练兵中积累的经验整理出一套适合顺军的操典，着手全面的军事改革。
李天悦选唐晋昌负责这三百人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他品级合适，而且在鸦片战争和粤北之战中都没犯错误。第二，唐晋昌有后台，不过后台并不硬，他岳父资历老，但很低调，不涉足朝中党争。李天悦主政广东，肯定要得罪一些人，唐晋昌翁婿在广东长期任职，人熟地熟，任用唐晋昌有利于派系平衡。第三，练新军这事并不怎么需要旧的军事经验，基础的锻炼士兵的体能和纪律性的内容哪个将领都会，而具体的技战术则要重新学习。唐晋昌才三十多岁，而且是武进士出身，在学习能力方面是有优势的。经过粤北之战，唐晋昌虽然没打什么正经仗，但是该有的军事常识也都有了，而且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变通”的人，和军官士兵的关系也处得不错，李天悦不用担心他迂腐作死。
于是，这个足以在史书上写一笔的任务就落到了唐晋昌头上，唐晋昌的赋闲梦要等一等了。
之前李天悦让英军俘虏训练九十个步兵，已经颇有成效。李天悦选兵员也是只挑世兵家庭中的农家子，吃饱喝足之后每日一训，子弹管够随便打，再差还能差到哪去，至少也得有明末家丁的水平。很多参加过鸦片战争的武官认为，在小规模的班排战斗中，这些人完全有把握击败同等数量的英国贼配军和印度壮丁。
可如果是成千上万人的大会战呢？没人敢预测，鸦片战争中顺朝官僚体系的迟钝低效坑死了很多军人，虽无崇祯大帝全图到处送人头的风采，也颇类明朝中期官府的无能。更何况，全广东的军队不可能都按这种标准训练，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但是李天悦不在乎，他从哥哥那里领到的任务就是练三百兵，至于以后广东卫戍部队怎么改革，关他鸟事？他还能当一辈子闽粤总督吗？五年后新操典制定出来时，他肯定是要调任的。
把董有为叫去的则是毛利明元，毛利明元把一个人引见给了他。
“这位是陶恭辅先生，你以后的联络人，你在崖州汇总情报之后，就直接送到广州，专门和他联络。”
董有为打量了一下陶恭辅：“先生面熟啊。”陶恭辅不动声色，并未回话。
马来亚被英国占据，又是华人众多之地，鸦片战争前不派间谍已经是重大失误，鸦片战争后再不派那就是非蠢即坏了。李天悦已经挑选了一批探子，其中还有几个退伍军人出身的，专门负责刺探英军的情报，既帮助李天悦练兵，也防范英国再度入侵。
董有为是因为潜入英军营地投毒才做了官的，又驻守崖州这样的交通要地，还在南洋的海贼私商中有人脉，自然最适合做情报的中转者。不过他不掌握任何间谍的信息，只能被动等待，其实和收发室的看门大爷差不多。
毛利明元是唯一掌握所有间谍身份的人（李天悦自己记不住），不过他作为李天悦的首席幕僚，不会事事亲力亲为，这件事交给毛利明元的幕僚陶恭辅来做。毛利明元刚到广州时，陶恭辅就投入了毛利明元门下，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毛利明元认为此人对功名利禄太过热心，性情也颇阴鸷狡猾，不过办事还是可靠的，嘴也很严。李天悦现在是天下除皇帝外最有权势的人，自然也就不必担心一个喜欢功名利禄的人背叛。
顺朝开国之初，本来是有一套宋献策主持的间谍体系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无所事事，原有的搞情报的各个部门早就不堪用了。李天悦这次组织的手法也颇粗糙，好在此时全世界也没什么正经的间谍机构，慢慢学吧。
打发走了唐晋昌和麦克布莱德，又听了毛利明元和董有为、陶恭辅交接后的报告，李天悦心情大好。如今的他信心十足，缫丝厂那边昨天也来报告了，一切正常。只要大顺朝的洋务这么搞下去，他封王的日子指日可待。
只不过，缫丝厂真的一切正常吗？
第一二三章 慕拱极如履薄冰
梧州府尹慕拱极，现在正在头疼。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消息：罗粒巡检管咸悦死了。
死了个九品小官，并不是什么大事，坏就坏在管咸悦的死法。正月十五那天晚上，管咸悦带着小妾来梧州逛了灯会，当天晚上住在馆驿之中。第二天一早侍役打门，没人应声，又惧怕他的暴脾气，没人敢惊动他。最后直到中午巡检还没起，众人破门而入，这才发现巡检和如夫人的头都被人割走了。
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梧州城的大街小巷，人人都说活该。管咸悦这官当得多混蛋有目共睹，那个婆娘成天撺掇管咸悦搂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梧州的官员们就犯了难了。巡检在城里被杀，案子必须得，可是怎么破？案发现场门窗反锁，凶手是变成蚊子苍蝇飞出去的？
让梧州府的捕快去破密室杀人案，多少也有点为难他们。所以，慕拱极点了一下头，具体负责这事的推官就去把问题解决了。
具体来说，就是让推官的师爷把一个犯了强盗杀人案的死刑犯提出来，问他：“罗粒巡检和他的妾是你杀的吗？”
犯人问：“是的话，有甚好处？”
师爷说：“以后不打你了，与你酒肉吃，单间睡，时候一到一刀杀头。”
犯人琢磨了一下，觉得可以，本来他就是个单纯的打家劫舍、谋财害命之人，又无亲无故没甚牵挂，反正都是掉脑袋，担了这个罪名，反倒成了侠盗了。于是师爷就改了案卷，把他落网的时间改成正月十六。至于犯案手法，随便编呗，师爷根据自己过去的见闻，就写门闩本来就已经被凶手砸断了，从外面关门时虚虚勾住，再在门缝下塞一块石子，侍役起初轻轻一推门，门被石子卡住，就以为门是锁的，所以没有发现，后来破门而入，看见断门闩，还以为是自己撞断的。
这个手法是以前别的案子中出现过的，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利用了侍役谨小慎微，不敢惊扰老爷的心理，轻轻一推门发现推不动，就认为门是锁的，不敢用力猛推，以免引来责骂。至于这个案子中，没发现什么石子，很多关节也对不上，那就无所谓了，上司们的水平也没高到哪去，只要案情描述不是特别侮辱智商就可以。
犯人也是个杀人的老手，听了一遍师爷替他写的供状，又修正了几个细节。至于人头和凶刀，就说扔到江里了。随后按了手印，他就是杀害管咸悦及其妾的正犯了。上报上司衙门的案卷，师爷自然能做得四平八稳，案子也就以普通的强盗杀人了结了。
案子了结了，可慕拱极的麻烦并未了结，他很清楚，管咸悦被杀绝不是单纯的强盗杀人或者复仇，而是与罗粒巡检司附近的土寨势力密切相关。
去年冬天，一伙从紫荆山来的烧炭工在覃会的带领下突袭铜锣山，打死了寨主梁坤和他的十几个亲信。白冰山的施青山、菊花岭的易予玉等四家寨主迅速承认了覃会的寨主地位，拉他参与五寨会盟。管咸悦之前一直与梁坤联合遏制施青山，这下平衡一下子就被打破了。管咸悦再一死，他网罗在罗粒巡检司的那些地痞流氓也一哄而散，巡检司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巡检司城的治安，乡村已经完全被这五家山寨控制了。
不仅如此，去年八月正是乡试之期，施青山的长子考中了举人。施青山一直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请了一群老夫子在土匪窝里教儿子读书。在顺朝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土匪和土豪的边界十分模糊，土豪和乡绅的边界同样也很模糊。施家本来也不是什么标名挂号的反贼，这样一来，算是彻底洗白成缙绅了。
因此，这次的五寨会盟邀请的不仅仅是土匪，还包括罗粒巡检司辖下三个乡的其他乡绅族老。乡绅和土匪互相承认对方是乡勇而非反贼，划定地盘，易予玉还娶了一个和菊花岭械斗过的家族的女子续弦，以示和解。
可想而知，从此之后，整个罗粒巡检司，除了缴纳定额的皇粮国税，其他的事情就都和官府没关系了。
这种现象在顺朝并非孤例，随着官府日益腐败低效，管束不了基层的情况越来越多。麻城这样的世兵聚集之地都有凌思源、赫赞臣、刘大头这样的势力，更何况天高皇帝远的广西。所以慕拱极也并不担心什么，他知道，这些乡下豪强虽然称霸一方，却不敢真的造反，连巡检司城都不敢攻破。他们要做土皇帝，就随他们便吧，只要定额的税能收上来，就不会影响他慕拱极在上司心中的形象，至于那些额外的盘剥，本来也被各级官员层层分润，慕拱极本人拿不到多少，而且就算是普通的举人，慕拱极也不能随便压榨。梧州可盘剥的老百姓这么多，尤其是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才是府尹灰色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不差这一个巡检司的“孝敬”。
所以，慕拱极即便明知道管咸悦之死与这些豪强有关，也不打算对付施青山他们，不仅如此，还打算邀请施青山加入苍梧县的公议会担任会董。
乡绅公议是明朝就有的传统，崇祯年间，祁彪佳巡抚苏松，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乡绅公议的情况，乡绅、生员或耆老聚集起来，讨论乞留地方官、赈荒、和籴、施药、地方治安等事务，是明朝官府历来承认的正常流程。可以由乡绅中的头面人物自行发起，也可以由地方官召集。乡约、社学、社仓、义仓、义庄、善堂、善会、同乡会馆这些民间组织，若非出于某个宗族，多由乡绅公议来组织。乡绅、生员的身份与庶民不同，不能随意拘唤，所以公议的地点不会是官府衙门，一般都在祠堂庙宇之类的地方，以阴间的县太爷城隍爷的办公地点城隍庙最多。
有趣的是，明朝的乡绅公议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每个人都有一票否决权，形成定论后，所有人都要在公议单上画押。万历四十五年嘉兴府三县争田案中，三个县的乡绅一起公议，吵了许久才吵出一个基本能接受的公议单，但是一个叫庄则孝的乡绅突然变卦反对丈田：“如必欲丈，断乎不押。”结果最后整个公议到底是黄了。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乡绅们还是崇尚“一团和气”的，都要考虑到自己在本地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如果见自己的意见没人附和，多半会缩回去，没什么人支持还独持异议的愣人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反对，就说明他身后还站着很多人。如果某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都不一样，公议一开始也不会请他。
顺朝虽然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但是扫平全国的过程中摧枯拉朽，地方上的乡绅“开了城门迎闯王”的不在少数，总不能连他们都扫了。更何况17世纪的王朝怎么也不可能提供足以深入全国基层的人力资源，扫除了一批旧权贵，结果就是原来的小地主、穷秀才翻身做主。李自成进京的时候，尚且要召见城内城外的耆老，要建立全国统治，当然还是少不了乡绅公议。只不过顺朝的乡绅公议必须由地方官召集，不能乡绅自己想开就开，但顺朝的地方官和乡绅穿一条裤子的速度并不比明朝慢太多，所以其实也差不离。
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主张学校议政，比如黄宗羲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不过这和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君主立宪制”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传统的乡绅议政的变种而已，倒是和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更接近。都是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知识传承的地主阶级想获得更多话语权。
任何人都会希望自己在政治上获得更多话语权，都希望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己是统治阶级，然后统治阶级内部自由民主，这是非常正常的，当然没错。但是能不能拿得到，或者拿到之后能不能守得住，那就另说了。从明末乡绅面对农民军和清军时的战斗力来看，拿不到这么大的话语权也是很正常的。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这一点，大顺皇帝还是承认的，而且这也并不比先秦诸子百家的言论更劲爆。孔子直接骂卫灵公无道，墨子更是开地图炮，说当世所有的君主都不仁不义，比食人族还野蛮，孟子、荀子认为天子无道就应该宰了换新的。黄宗羲这种言论在清朝都能传下来，在顺朝更不是什么问题。
顺朝再是农民起义出身，也不能离开乡绅议政，但同样，不管什么王朝，只要有这个实力，都会竭力加强君权，不会让乡绅议政决定国家大事。所以，乡绅议政仅限于地方事务，这是必然的结果。
在顺朝，乡绅公议又往往与学校、书院挂钩。这也同样是出于统治阶级内部民主的考虑，因为顺朝在官学上的投资远超前代，把各种学校书院的学生全都塞进乡绅公议，能让乡绅公议囊括一个县的大部分发得出声音的阶层，小地主、富裕一些的自耕农，乃至供得起自家孩子读书的工商业者都能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只把赤贫者排斥在外。这样的模式，能尽量避免公议会成了少数豪门大族把持县政的工具。
但人终归是有穷有富，发言权终归是有大有小，要搞赈灾、剿匪这样的活动，普通生员虽然有资格发言，可他们没钱，说话终究不响。因为扩大了范围，顺朝的乡绅公议再搞一票否决就什么结果都讨论不出来了，所以退了一步，实行的是绝对多数制度，需要九成以上参会者不反对来形成决议。而在这些决议的监督管理问题上，不可能每次都召集全县的读书人，所以平时负责召集公议会的那些人就担任了会董，负责日常的监督管理。能成为会董的都是在本地名望最高的乡绅，穷秀才如果真的有办法闯出巨大名头，倒也不是不能选上，但这样的人显然是极少数，大部分会董还是大户，你写雄文百篇，也比不上人家花钱修座桥。
让施青山成为苍梧县公议会的会董，也就意味着官府也正式认可这五个山寨是乡绅而不是土匪。对于慕拱极来说，这是很划算的。施青山是乡绅还是土匪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有人会利益受损，但也无非就是邻近白冰山，和施青山有利益冲突的那几家乡绅。用武力消灭不了施青山，施青山的儿子做了举人，将来也会做官，肯定会有很多乡绅想和他和解，把他拉入统治阶层之中，以后和平解决问题。施青山的所作所为和一般的土豪差不多，而且算得上土豪中比较理智的，离白冰山远的乡绅不愿为了打白冰山而出钱粮。慕拱极这么做，大部分乡绅都能支持，他作为府尹，后台又硬，仅仅得罪白冰山附近那少数几家乡绅不是问题，完全可以以此为代价换取罗粒巡检司一带的稳定，让这些人别再成天打来打去了，至少在他离任前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