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不想了，反正想了也不敢提出来。
林业部长是个伊班人，他说道：“如果华工引进计划顺利，我们可以提前三个月完成木材定额。本地工人太容易逃亡了，都是本乡本土，逃走了之后没处可抓。”
黄山谷说：“你们去抓人，当然不好抓，得附近的酋长配合才行，他们不肯卖力吗？”林业部长说：“酋长族老的地位要靠族人支持，得顾念乡情，就算收了我们的钱，也不好做得太过分。”
黄山谷笑道：“那还是钱给少了。正好我们和英国的贸易协定已经签订了，今年就开始教这些酋长种蓝草、种咖啡、种可可。每年缴纳定额的实物充抵赋税，多余的部分，我们按‘市价’收购。若有人交不齐定额，处置之权全在村社之长，死活不论。若有人不服，有洋枪队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放手去干吧。三年五载之后，我倒想看看他们还有什么乡情。”
黄山谷借鉴了顺朝在蒙古的政策，笼络一批马来贵族和伊班贵族为爪牙。本质上来说，他面临的是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大型原材料生产者与氏族部落公有制的矛盾，但是这玩意在这个时代没几个人听得明白，连黄山谷自己都不明白，所以这个矛盾必然有其外显形式。
黄山谷在推翻马来王公时借了伊班人的力，又和伊班人联姻，伊班人是他用来制衡华人老兄弟的重要力量，所以他不能把矛盾变成华人和伊班人的矛盾。那样的话，要么华人靠着生产力和文化知识的优势打败伊班人，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当华人种植园主和矿主的总盟主，制衡策略也就破产了；要么婆罗洲土著们被逼得民族觉醒，全民抗战，黄山谷也就会完全被战争中的民意限制住，一旦出现差池打输了，连脑袋都保不住。而且这种挑唆民族矛盾的口号早晚会有被拆穿的一天，就算打赢了，伊班人输得越快，华人底层就越会思考“为什么奴役了伊班人我还是过得这么苦”，这个政权早晚要完。
但是，如果把矛盾导向“伊班村长+华人豪商vs伊班村民+华人劳工”，大家都是以利聚合，双方的民族成分犬牙交错，就轻易不至于出现打着民族或宗教旗号杀光对手的情况，这场权力的游戏可以长久地玩下去。底层难以建立有效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反而会指望专制君主去遏制权贵的权力，这是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黄山谷这个东南亚土豪当然想不到接下来会进入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劳动者不再寄希望于神仙和国王皇帝，所以从他的视角来看，这种策略上上大善。
说起如何让村社酋长变质，黄山谷对于这一套可太熟悉了，作为砂拉越这个原材料出产国的国王，他何尝不是替英国拷打农民的村长。只不过他的武力足够强，还不至于镇压自家老百姓都需要英国人撑腰，而且很多商品英国并不是唯一买家，所以砂拉越还有一定的议价权。
英国想打掉砂拉越的议价权，就得像鸦片战争那样出兵才行。但是鸦片战争打得不好，英国为了打这一仗费了很大的周折，最后虽然要到了赔款，军费上没亏，可是签订的条约却是英、法、俄、美四国享有几乎相同的待遇，这让英国议会中的很多人都十分火大，有人把英国比作拉封丹寓言里火中取栗的猫。
而且英国在鸦片战争开战之前没有调查清楚顺朝的市场状况，仗打完了才发现，即便顺朝降低了关税，英国货想卖出也很困难，在顺朝煽动民意的抵制宣传下，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比鸦片战争前更困难。顺朝查禁鸦片更严了，英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对卖鸦片不满意，因为顺朝人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能赚的钱就这么多，吸鸦片的人多了，买英国的布匹、金属制品等正经的工业产品的人就少了，这是肥了少数在印度有资产的商人，却不利于英国本国的工业发展。
在这种局面下，再对一个国王是华人的国家发动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损害和顺朝的贸易，而英国在这个小国能获取的利益则很有限，英国做出这样的决策会非常慎重。再加上砂拉越对英国这个最大客户也做出了足够多的让步，双方的关系暂时还可以。
砂拉越同样受制于顺朝的消费能力不足。若是他们种植的大米和各种经济作物顺朝市场都能消化，他们直接和英国断交都可以。然而顺朝买不了这么多货，他们总不能为了“华夷之别”就不做生意了吧。所以现在砂拉越在政治上虽然要抵御英国在婆罗洲的渗透，经济上却和英国越走越近。黄山谷自然清楚这种自相矛盾的模式难以长久，但现实情况如此，也只能这么做。
黄山谷看了一眼已经是砂拉越的外交部长的英国冒险家詹姆士布鲁克，说道：“今后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天朝和英国两不得罪。天朝若要来改土归流，那我们是万万不能同意的，英国若要进一步在婆罗洲伸手，我们也不能同意。至于贸易上的事，那就能让则让，我们是小国，不可与大国争锋。”
布鲁克一点都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和那些穷光蛋冒险家不同，他开局有父亲留给他的三万英镑财产，按照顺朝的铜钱来算，他在八年前仅靠熬死他爹就已经接近亿万富翁了。靠着这笔钱，他带着一艘战舰入股了砂拉越王国。在欧洲，他这艘船顶多算五级舰，负责袭击海上商船、远洋巡航、为主力舰充当前锋的任务，但是在东南亚打这些苏丹国，这种有三四十门火炮的战舰就很了不起了，一次支援海岸的侧舷齐射足以驱散那些孱弱的马来王公的一小支军队，在海上封锁、切补给线、反海盗的战斗中更是罕有敌手。
作为回报，他得到了纳闽群岛作为私人领地，并且分到了许多原属于被起义军杀掉的马来王公和华人豪商的香料种植园，眼下正日进斗金，英国能给他这么多吗？英国压低胡椒收购价，也损害他的利益，他当然也支持借顺朝的旗号遏制英国。
至于英国的利益，去你的吧！敢玩资本主义，就要接受老子这样纯粹的利己主义者。东印度公司当初支持我来砂拉越也只是一项投资而已，赚了赔了都得认，少拿什么“爱国情怀”道德绑架我这种根本没有道德的人。你们在印度干的事有什么道德？当年工业革命之前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和印度运棉布回国，压制英国的棉纺织业，你们有爱国情怀？
在原本的历史上，布鲁克成为了砂拉越的统治者。需要英国支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英国的总督，英国要管束他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文莱苏丹册封的土邦封君，所以他和英国政府的关系也不大好。全天下有几个带着“爱国情怀”出来殖民的？能主动去海外冒险的大部分都是人渣，就算像黄山谷这样本来不是的，掌握了权力之后也就是了。既然黄山谷不爱大顺，甚至不爱大顺的人民，布鲁克当然也不会因为自己是英国人就给自己的胡椒降价，除非英国拿暴力威胁砂拉越。
砂拉越的高层正在其乐融融，而底层正在互害。
一排枪响过后，十几个俘虏倒在血泊中，大部分是伊班人，还有两个华人和一个马来人。旁边的一个伊班酋长手舞足蹈：“这些反叛的刁徒，不杀不足以正人心！”
指挥行刑队的苗惠化斜睨了他一眼：“这么多壮丁，拉去挖矿多好。”伊班酋长说：“你不懂，这些人已经造反过了，就如同野兽识得血腥味一样，送去矿上，只会蛊惑更多的人，必须杀了以儆效尤。”
苗惠化没再说什么，和这种人争辩有什么用。这个酋长是黄山谷岳父的亲戚，几年前就投资了矿山，对付不满土地被占的原住民和逃亡的矿工，就是一个字：杀。因为矿场离古晋很近，他为了节约成本就没养太多护矿队，出事了就呼叫古晋的军队来镇压。
苗惠化、老巴、牛小二谋划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逃出戒备森严的大鹏湾营地，但是他们也没有被卖到美国。本来要买他们的那个人出了点意外，其实还是美国1837年经济危机的余波，这位认为房地产市场连续崩了五年，而美国经济已经有了复苏迹象，应该可以抄底了，丝毫没有吸取前人的任何教训，1842年年初就开始投资炒房。没想到这次房价暴跌的底其实在1843年，于是这位大亨的资金链断裂了。因为西部拓殖不顺利，美国的经济复苏比李西平那个世界要慢，所以错估形势投资失败的人也更多。
于是，苗惠化他们三个就被卖到了砂拉越。他们这些“通匪”的人不能送去阿拉斯加，送到砂拉越就无所谓了，这里本来就是“反贼”扎堆的地方，连国王都是造反出身。
到了砂拉越，苗惠化决定改变策略，不装良民了，直接亮明身份，说自己是农民军的将领，是葛光的副手，读过书，有武艺，指挥军队参加过会战，主持过几个乡的土地分配，老巴和牛小二都是他的副官。有点夸张，不过反正砂拉越这边也不能找葛光做背调。
砂拉越的军官大部分都参加过开国之战，苗惠化的说法还是很容易核实的，稍微一聊，就知道他是真打过仗、指挥过队伍的，虽然自述的简历里可能有吹牛的成分，但肯定不会是凭空瞎吹，怎么也得有几分真的。既然苗惠化是真的，牛小二和老巴看着也不算特别差劲，就不深究了。他们三个都被编入了新扩编的洋枪队中，苗惠化是什长，牛小二是列兵，老巴是伙夫。而和他们同船来的其他人，都被送进了矿山。
对于苗惠化这种“贼首”，砂拉越军队并不认为是不稳定因素，毕竟他们的开国元勋都是绿林道中响当当的人物，怎会怕他这种后辈。对于军饷和正义感哪个更重要，这些人都有深刻的认识。
为了避免把矛盾往民族矛盾上引，黄山谷每次都不会用纯华人组成的军队去镇压矿工和原住民，此次支援矿场，洋枪队出动了三十多人，其中三分之一是伊班人，大多来自矿场老板的那个部族，刚才行刑的时候，队长也特意让这些人开枪，还让矿场老板下令。伊班人士兵只要学会军队的口令，就和华人士兵同工同酬，以免激起伊班人的民族意识，把矛盾都引向本来名声就臭不可闻的矿场老板。将来真有一天矛盾压不住了，把这些肥猪一杀，黄山谷还是青天大老爷。
牛小二嘀咕道：“这他娘的和在广东时的官军有什么分别。”苗惠化瞪了他一眼，他才闭了嘴。砂拉越的军队也没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可言，唯一的思想纲领就是当兵领饷，带队的队长也不在意。这个队长是华人和伊班人的混血，母亲就是伊班人，他笑道：“当然没分别，我们现在当的不就是砂拉越的官军。”
苗惠化当然知道自己做的不是好事，但他得先活下来。他向路边望去，那些木然地望着官军队伍的矿工中，就有和他乘同一条船来砂拉越的。若是苗惠化不当这个兵，跟着他们一起挖矿，凭他在粤北农民军中做头领的本事，也能组织起矿工暴动，轰轰烈烈一场，可是能像黄山谷一样打进古晋称王吗？若是不能，那要么死，要么招安，招安之后，还不是一样得做官军来镇压矿工？
苗惠化摇了摇头，穷人哪有什么人生道路可选，为了求生一步一个血脚印往前爬而已，哪顾得上抬头看自己爬上了哪条路。
而那些有能力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人，此刻大多壮志满怀。在山口洋，边金城正与李三的副手谈笑风生；在海丰，李三本人与广东按察使的管家相谈甚欢；在马辰，黄孝友极力忽悠着老迈昏聩的苏丹；在广州，范鼎荣正在关照府学的先生们，多关照新入学的柯济阳。
风起云涌的时代即将到来，但并非所有人都是风伯雨师，我们大多是洪涛中的鱼鳖。
第一二六章 岑兰洲奋笔疾书
洪平山有一段时间没来吉利斋的西学茶话会了，这年头士人获取海外资料的渠道有限，这些好西学的人时间一长，也说不出多少新意，少数人还坚持研究西学，但大多数人就只是闲得无聊才来坐坐。
洪平山收集洋务派士人言论的工作还在继续，不过规格大大下降，以前是汇报给总督，现在汇报给上元县县令，存在他们本县的档案库就可以了。洪平山也明白过来了，这就是个没人在意的破工作，但反正他这个典史平时也不办什么正经公务，都托管给下面的胥吏了，闲着没事经常来喝喝茶也挺好。
洪平山的正常俸禄是每月二十两，但是他的岗位很关键，加上各种合规的、违规的、说不清合规还是违规的补贴，以及下属买他闭一只眼再闭一只眼的常例孝敬，就算不特意贪，一个月也能到手四十两。他家里本来就有钱，不需要养家，挣了钱就是用来花的，洪平山又没什么特别烧钱的爱好，即便在江宁这样的大都会，也可以天天逛街消费，不是享受美酒佳肴，就是听书听曲。
有时他也会提醒自己：“洪平山啊洪平山，襄京孝廉会上，你可是有报国之志的。壬寅订约之国耻未雪，岂能如此颓废？”
第二天：“老门东新开的那家戏院的连台本戏唱到济公扛着韦陀捉妖了，不知接下来是什么剧情？”
但毕竟洪平山还不是真正的狗官，对于自己唯一的工作，虽然没人重视，他还是稍微用了点心。随着凑热闹的人越来越少，洪平山提议，他们的茶会不要在雅间里搞了，应该到外面，让那些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也能听一听。
现在能长期留在这个西学小圈子里的，多少也都有点理想，洪平山的提议没人反对。于是，有一个人就进入了洪平山的视野。
这个年轻人看着二十来岁年纪，肤色黝黑，一看就是在热带的烈日下劳作过的。他显然没什么钱，来到吉利斋几乎什么也不买，就是看书抄书。吉利斋为了招揽名声，也不管他，只要爱惜书本就随他的便，还有免费的茶水。
他们这些爱好西学的人把讨论的地点换到外间之后，这个人也加入了讨论中。他叫洪仁，广州人氏，自幼喜读史书和天文历数。家境贫寒读不起书，跟着在广州教会做神甫的族兄学习。他自己的亲哥哥是个商人，过去澳门一口通商时，常来江宁进货，现在增开通商口岸，广州的贸易量减少，长江沿线贸易量增加，哥哥决定把生意挪到江宁来，他也就跟着哥哥来帮忙。来了江宁之后，就继续在吉利斋读书，希望能在江宁的教会谋一个差事，省得在家成天看嫂子翻白眼。
既然是同姓，洪平山不免对洪仁多照顾些。而且他发现，这个小伙子十分聪颖，一点就通，没多长时间，洪平山这半瓶醋的底子就教不了他什么了，变成了带着洪仁一起读书。
今天，洪平山、洪仁、范思陶等人还是聚在一起，讨论的是“黄祸论”。
范思陶这里颇有一些不能公开发售的书籍和画册，因为其中涉及华人的形象问题。在这个世界，“黄祸论”的诞生比李西平那个世界早得多，现在就已经有雏形了。
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顺朝在欧洲人面前的形象比清朝高大而具体得多。大顺皇帝是创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异端教派的“东方异端领袖”；与俄国三战三捷，将曾经震慑欧洲的蒙古人全部纳为臣属；在台湾打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来还征服日本，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拿不到现金，以断绝贸易为威胁，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差点破产；而且还毫不掩饰对欧洲文明的敌意，即便海外的华人也在兼任“儒教天子”的顺朝皇帝的庇护下实行“儒教教法”，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各种基本原则，他们大多有不同的看法。
和顺朝接触得多了，欧洲人知道这个国度没有孟德斯鸠说的那么糟，它有发达的文明，而且非常强大，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没人敢质疑顺朝从中南半岛到北冰洋的统治权。但欧洲人也知道，这个国度同样绝没有伏尔泰说的那么好，也有贪官污吏、贫困和暴力。
尤其是欧洲人在殖民地实际接触了大量华工，华工还参与了美国、海地的独立战争和许多殖民地的反抗运动，欧洲国家对华人的了解具体了许多。
所以，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傅满洲诞生的一百年前，英国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了第一个华人大反派形象。
这个人物被称为“王大人”，名字叫作王山。傅满洲的形象是“身材高挑、精瘦、秃顶，一对倒竖长眉的细眼冒出绿光，像猫一样动作悄无声响，行踪诡秘，一如撒旦”，而王山的形象来自现实中的美国华人黑帮。这是一个来自陕西的高大壮汉，一身的腱子肉让他看起来如同一座小山，面容粗犷丑陋，满是可怖的伤疤。然而，他却拥有与外观不符的阴险狡诈和超强的学识。之所以设定成陕西人，是因为欧洲人基本没人见过陕西人，可以随便瞎编。
傅满洲这个“邪恶科学家”是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三所大学毕业的博士，“王大人”则不同，他的设定是完全是顺朝自己培养出来的，他是顺朝的贵族出身，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来到阿拉斯加，笼络了许多强大的部下，在美洲的群山、北方的冰原、大洋中的岛屿建立了许多据点，策划了许多“征服世界的邪恶计划”。
这个组织既有强大的武力，又将科学与气功、巫术结合。王山本人是一个医学怪杰，可以制造各种毒药和毒虫，甚至可以分割人体，制造改造人。与傅满洲的深居简出不同，王山喜欢穿戴着他用各种奇妙科技和法术改造过的战甲和长剑，率领许多能够飞檐走壁的精锐杀手出击。王山的妻子擅长幻术，能够进行心灵操控。
王山麾下有十二个高级干部，分别是少林武僧、武当道士、蒙古大汗继承人、西藏喇嘛、日本忍者、广东格斗家、马来海贼王、印度禅师、中东魔术师、埃塞俄比亚公主、巫毒教死灵法师、阿兹特克血魔法巫师。他们每个人都是称霸一方的豪强，有自己的团队，但是拜服于王山的强大，追随他一起征服世界。设定这么多角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出很多续集。
这些故事有很明显的原型，“王山”这个名字显然来自在阿拉斯加名声极响的起义领袖王三，王三兵败之后失踪，很多地方都流传着他的传说。而“医学怪杰”这个设定，其实就来自孙乐安他们这个医术流派，他们相信瘟疫的起源是看不见的小虫，这一观点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又擅长外科手术，孙乐安现在还在研究阑尾炎手术。
傅满洲的创作者萨克斯罗默说过，他创造傅满洲这个人物是因为受到义和团运动影响，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狡猾强大、野心勃勃的中国反派。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在这个帝国主义侵略全球的时代，如果被侵略者在欧洲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是温顺善良，和蔼可亲，那才是大问题。
作者写小说是为了卖钱的，所以他塑造的反派就要让读者能够接受。为啥他不写僧伽罗人颠覆西方文明、泰米尔人阴谋征服世界？因为对于英国读者来说这太扯淡了，中国人想征服世界还比较靠谱。
“黄祸论”出现时，正值欧洲民族主义大潮，欧洲各国互相之间尚且煽动仇恨，怎么可能不丑化亚洲人。相比之下，被塑造成凶残狡猾又野心勃勃的邪恶博士其实不算什么。就像美国电影中暴力的俄国反派，来自对现实中的苏联和美国俄裔黑帮的敌意，能成为别国文化中的刻板印象，一提起来就是大反派，至少证明在现实中这个群体的确是强大的，可以与之争锋。
倘若当年的义和团争相入教，对于来自己家乡刨祖坟、扒房屋、占农田、铲庄稼的列强铁路公司温良恭俭让，那也就不会有傅满洲这样的形象了。之所以会有傅满洲，正是因为中国人“野蛮”的报复让八国联军感慨：“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
在这个地球上混，既然尚未世界人民大团结，还要以国家和民族来划分人群，那被骂就是正常的，不用放在心上。正相反，没人骂的时候才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太弱了，为什么一点存在感都没有？难道别人认为我不配做他们的对手？
此时的顺朝，是实实在在地领导了半个地球的一套与欧洲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出现“王大人”这样的角色再正常不过。本来范思陶觉得这些书可能刺激顺朝读书人的情绪，但是洪平山、洪仁他们读完之后，只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和神怪小说中的妖魔斗法没什么区别。
在他们的思维中，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受了什么侮辱，一个从天朝跑出去的“妖道”之流的人物，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要英国的英雄们竭尽全力才阻止，然后这王大人还次次全身而退（要不然没法写续集），这确定辱的不是英国吗？
至于书里动辄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华人角色人品坏长得丑之类的问题，洪平山他们也丝毫没放在心上。作为天朝生天朝长的人，他们做梦也没想过会有哪个政权在这种事上找所谓“自尊心”。顺朝从来没有“民族自豪感”这一说，君临天下是天经地义，平等外交就已经是国耻了，实在没什么能让顺朝人感到自豪的事。同样，他们也感觉不到别人过过嘴瘾就是多大的羞辱，因为在他们看来，大顺天子是世界的统治者，这是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明的常识，这些故事在他们看来就和普通的“半仙捉妖”之类的市井小说没有区别，是严肃认真还是胡说八道都无所谓，因为根本没人想象得出外国人的认可和顺朝有什么关系。就和他们看欧洲人牵手搂腰跳舞一样，无非笑话一句“蛮俗奇特”而已，哪会有人闲着没事成天琢磨这个。
就像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冈比亚总统“狎侮五常”，会被当成侮辱还是笑话？有人和他一般见识吗？此时顺朝的士人，依然处在“看谁都是冈比亚”的心态中。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他们的冲击，还不如明朝的土木堡、萨尔浒，也就和清朝的和通泊之败差不多，动摇不了天朝上国的自信。
众人聊了一阵，又说起广东的事情。一个从广东来的香料商家的公子说：“我听闽粤总督衙门的一位姓褚的师爷说起，粤北之役，直接死于兵灾、饥寒、瘟疫者当不下二十万，真可谓德明年间第一兵灾了。”
这样的估计，一来本身就缺乏数据，不可能准确，二来还有个评判标准问题。战争中直接被杀或因伤而死的人，当然得算在里面，但是在饥寒和瘟疫这两项中，一般来说死前还能每天喝一碗稀粥就不算饿死，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算瘟疫，七八岁以下的小孩夭折忽略不计……
比如说，按照大顺朝的标准，一个人被官军烧了房子，大冬天躲在山上搭窝棚，冻得鼻涕直流，每天靠邻居施舍点野菜粥凑合活着，半个月后发烧死了，那他既不是冻死，也不是饿死，不是死于瘟疫，更不是被官兵杀的，是“正常死亡”。
后人回忆起德明时代的最后这些年，有人称之为“大流放时代”。
德明帝改革的核心在于财政，只要国家财政还能正常运转，鸦片战争、粤北民变这种规模的战乱就都不是大问题，即便下一任皇帝只有中人之姿，只需按部就班地走流程即可解决。
至于洋务企业和新军，德明帝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洋人能建，大顺自然也能建。或许洋人的官府的腐败程度不如开国二百年的大顺，但也绝非不腐败，至少从顺朝接触最多的俄国官员来看，乌鸦站在猪身上，谁也别嫌谁黑。哪怕大顺练出的新军水平不如英军，但是以本土防御模式对抗长途远征的英军，还有数量优势，英军只要不傻，就不会触这个霉头。
武器越进步，农民起义的成本也越高。将来北方有铁路运粮、运难民、运兵，南方有火轮船控制主要交通线，农民起义打败顺朝的概率会越来越低。
财政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德明帝当然没胆子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他要重新厘清土地税，不管是缙绅隐瞒的土地还是流民私垦的土地，都要查出来上税。
德明帝一点都不避讳自己这是“增税害民”，这种清查既要查贵戚显官的诡寄土地，也要查穷人在山上偷偷种红薯的度荒田，而且很明显后者被查出来的概率更大。德明帝压根没想过靠改革减轻百姓负担，实践中也根本做不到，他的思路类似于破罐子破摔：反正就算我少收税，地方官和乡绅会把百姓剥到再剥就要造反的极限，那我还不如多收点。
但是总玩极限，难免有玩砸了的时候，顺朝必须面对百姓频频造反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德明帝有三个方案。
第一，是传统封建王朝都会的，兴修水利，把荒地变农田，坏田变好田。这方面顺朝当然是要花大力气去搞的，不过眼下内地已经四海无闲田了，水利建设虽然有用，却只能解决日常问题，应对不了大的变故。
第二，让城市发展工业，吸纳在农业上无法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人口。本来这是一条正路，但是看看大顺的人口数量，看看城市能得到的商品粮数量，还是算了。
第三，就是德明帝现在正在搞的，向外输送人口。
对于顺朝面临的严峻人多地少、粮食不足问题来说，这没多大意义。边疆授田、流放犯人、劳工贩卖的速度加起来，也绝对赶不上老百姓生孩子的速度。多往外送一个人，内地就可能少一个死于营养不良的人，或者少一个夭折的儿童，人口是绝不会因此下降的。
但是对于大顺朝的统治来说，这很有意义，因为老百姓生的孩子，得十八年后才是一条好汉，而送走的这些人现在就有能力上梁山。
在一个粮食不足的地区，如果把十五到三十岁的男性无地、无业青壮年大量抽走，哪怕只占“无粮之人”的十分之一，剩下的九成老弱病残就得乖乖接受自己早晚死于营养不良的结局，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组织起来造反了。
顺朝的移民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配合军队改革裁撤下来的旧军。那些冒名顶替的哪来的回哪去，真正的世兵子弟则分别遣往东北、伊犁、阿拉斯加三个方向安置。
世兵子弟再怎么穷也是统治阶级最底层，不能按卖猪仔那么移民，所以得给他们准备一路上的食宿，还有土地、房屋、牛马、农具、种子、口粮。不过由于顺朝的世兵大部分比清朝的八旗子弟穷得多，所以就算分给他们这些粮食卖不出去的贫穷地方的土地，也不会有清朝让八旗兵回东北垦荒那么大的阻力，大部分世兵都能接受。
这种高成本移民自然不可能多，花费太高了，只能仅限军人。不过考虑到可以节省国防开支，也不是不能承受。因为西伯利亚的苦寒，所以害俄之心不可有；因为那是俄国，所以防俄之心不可无。
东北还好，顺朝早早把俄国势力赶出了太平洋，使得俄国侵占东北的能力和意愿都很低。伊犁则不同，本身当地环境就比东北复杂得多，随着英国侵略阿富汗，又要同时面对英俄两方的威胁。最大的问题是，这里和俄国腹地的交通可比通往顺朝腹地的交通便利得多。
所以，顺朝只能早做准备，尽量多移民过去，同时必须赢得当地的同盟军，如果搞成汉人对其他民族的殖民统治，完蛋是必然的。
阿拉斯加那边，接纳移民是德明帝强迫他们接受的附带条件。接纳移民，帮朝廷撑过这段时间，咱们好聚好散，皇帝把公司股份一卖，你们自己玩去吧。若是非要什么便宜都占，那可就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即便不看权力，光看钱，德明帝也是阿拉斯加第一大资本家，阿拉斯加的高层还是不敢和他轻易翻脸的。
第二种移民是劳工。送到东北、西北的这些退伍兵，有的还需要当兵服役，也有的分到的土地很多，所以还要给他们搭配长工，这些长工签的“雇工契”其实对人身自由有很大的限制，约等于农奴。
给边军当长工，对于内地的穷人来说都算很好的去处，合约期满之后，也能垦一小块自己的土地，转型自耕农，尽管活得艰难，但相比于在内地没有土地的日子，已然好得多了。再说给边军种地这事的危险性也不大，顶多就是打一打熊虎豺狼，甚至有爆发战争的危险罢了，他们手里也有武器，在东北这样的地方开荒，鸟枪算必要的生产工具。敢在顺朝当穷人的人，难道害怕杀猛兽和杀人吗。由于拉科塔同盟缺少人口，农业技术也还有欠缺，他们为了给金矿提供粮食，也需要引入华人农民做长工，在北美，气候条件更好，能分到的地也更多。
大部分劳工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去了黑龙江和北美的金银矿、台湾和东南亚的种植园、南美的硝石矿，以及其他各种需要大量人口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死亡率都很高。理论上，能活着出来的人也能得到一块地做自耕农，只不过真的活着出来的人并不多。大顺朝只管把他们送出去，至于出去之后，他们是半途病死在船上被扔进海里，还是死在矿井下或丛林中，跟大顺都没有关系。
第三种移民就是流放的罪犯。一般的恶性犯罪自不必提，一个普通人，如果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又没有亲戚资助，想生活下去，有可能做到完全不欺诈、不偷盗、不打架吗？这样的圣人也不是不存在，但大部分人没这个境界，所以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就算你没罪，强制把你抓去“救济”，给你“介绍个工作”，也是很正常的。
把这批人送走了，剩下的人就是能凑合活着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或者就算没饭吃也没力气造反的人，大顺朝的江山就安泰了。
此时在京城、在兰州，随着新年结束，今年第一批前往东北、西北的犯人就要出发了。这两批犯人各有三百多人，真正的重犯如抢劫的、强奸的、误伤人命的，倒是也有几个，但大部分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案由，在李西平那个世界也就够个治安拘留。十二三岁的小乞儿拿了两个包子没给钱，发配伊犁；妓女捡了客人的荷包没上交，发配伊犁；有两伙脚夫为了争地盘打架，全抓起来，统统发配伊犁。
每天都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乡下活不下去而进城，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就只能从事一些谁都能做的职业，不仅自己过得穷困至极，官老爷也觉得这都是“没用”的人。越是穷困，就越可能去触犯一些细小的法律。
比如说前几年才在京城出现的公共马车，随之而来的就有一条罪名“扒乘公共马车”，这几年来，犯这条罪的人全是穷鬼，没有一个官老爷，是因为官老爷的道德水平更高吗？
而发配伊犁的这些人，还得感谢皇恩浩荡，他们在伊犁要做最艰苦的工作，但是在温带大陆性气候地区种地，其艰苦程度毕竟还不算太要命，大部分人都能活下来。顺朝也不能弄得边疆到处是罪犯，那样镇压成本太高了，犯人服刑期满后，要转为劳工，然后和其他劳工一样变成普通的穷苦边疆农民。在东北和伊犁，都要时不时给犯人减刑，否则的话犯人积压太多，没有那么多人手去监管犯人，也降低劳动力利用的效率，毕竟自由工人做那些相对安全的工作的效率比强制服苦役的罪犯高得多了。
此时在基隆，今年的第一批犯人已经乘着北风来到了。
岑兰洲刚刚办理完交接手续，隐隐听到码头外传来歌声。当然不是犯人唱的，是附近的菜农和渔民唱的，这些人虽然穷苦，不过在劳作之余还稍有一点娱乐的时间。岑兰洲对于本地方言还不太熟悉，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但是对于情感却能从曲调中感觉到，无非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至于比这些渔民和菜农更穷苦的人，就连唱歌发牢骚的心情都没有了。
岑兰洲接手的这批犯人也是三百多人，是从江南来的，真正盗抢伤害的有十几个，剩下的多半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偷税漏税、欠债不还之类的罪名。但是还有一百来人，罪名是“通匪”。
严格来说，顺朝并没有“通匪”这个罪名，农民起义者也好，普通的土匪也罢，他们的罪名都是杀人或者抢劫，“通匪”一说视同对普通的抢劫案的协助犯罪。不过岑兰洲和押送犯人的官吏心里都有数，这一批人都是之前江苏常州暴动的参与者。
暴动者的骨干夺船出海，但也有很多人来不及或不愿逃走，他们分散在太湖附近，很多人最近才被抓住。
顺朝是不愿承认自己治下有人造反的，所以给这些人定的罪名都不重，反正轻罪也发配，重罪也发配，都一样。一般都是给某人定一个抢劫或者偷盗财物的罪名，然后其他七八个人都是给他望风、搬运赃物、协助藏匿的从犯，一起打包流放。这样判案流程简单，官府也省事。
岑兰洲的权限没多大，这些人的去向他管不了，感慨一番也就罢了。办完了码头的事情，他带着一个师爷跟随，走向了码头附近的一处小村子。
这个村子是刑满释放的犯人聚居的地方，也有一些是“自由犯”，虽然刑期未满，但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从事的劳动也比较轻。顺朝设在台湾的这些监狱一般不太害怕自由犯逃跑，对他们的管制很松，跑出去你就有钱了？你就有幸福的生活了？还不如老老实实在犯人村里编斗笠、做蓑衣呢。
这个村子的主要工作是以蔺草编织帽子。由于地形的关系，这里没什么土地，种的一点杂粮只够勉强不饿死，生存所需的其他开销都要靠帽子来换。村中一半是刑满释放的犯人及其后代，一半是老弱病残居多的自由犯，连里长都是犯人后代，只不过他的祖先被流放来时李自成还活着呢。
岑兰洲走进了一间大屋，这是村里人集体做活的地方。一群老幼妇孺都在忙着编织草帽，其中有一个老人特别扎眼，他手上做着活计，嘴里还滔滔不绝地讲着。
这个村子里祖籍江苏扬州、镇江、淮安等地的人比较多，通用方言是南京官话，所以岑兰洲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些无父无君之言。
“大顺官府比一般的恶人更厉害，不在于其恶，而在于其伪。譬如救灾，荒年之际，百姓收到官府的救济，不免感激涕零。然不妨想一想，是历年来交的税多，还是收到的救济更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