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未曾交过税，只给田主交地租。那么，田主交的税又是从何处出的呢？田主家修房子，佃户就要去干活，这是为何？无非是怕田主夺佃。然明明有永佃之制，田主为何可以夺佃？无非是田主家里有秀才、有举人，他老子做官，佃户无钱读书，莫说做官，做棺材尚且不足。既然如此，佃户为田主做的工，难道便不是给官府交的税吗？”
“你买一头牛，牛贩所交的牲畜税便是你出的；你买一副犁铧，工匠所交的铁冶税便也是你出的。生为大顺之人，哪有不交税的呢。明明收了税，却要‘仁义’的名声，把税藏起来，这便是大顺官府的虚伪了。”
“宗族之中，每有事由，也总要一起出钱出力。虽说也有人从宗族祭田那里得到救济，可这祭田本就是所有族人的啊，为何由族老管着，其他族人非到要饿死的时候才能从中吃一口饭？”
“官府所设的‘义庄’，我们也吃过其中的救济，可义庄的钱米从何而来？还不是义庄的佃户缴纳，然后管庄出去放贷而来。是管庄吃得多，还是穷人吃得多呢？若不是要缴纳地租，若不是要还贷，许多穷人本就不需要救济呀。”
“然而，这虚伪的恶人，又好过不虚伪的恶人。要伪作善人，总要先有一个做善人的规矩，要认可如何如何做善人是对的，如何如何不善是错的。有规矩地吃人，即便还是吃人，总要好过没有规矩，想吃谁便吃谁。虚伪的恶人，总要假仁假义一番，不能杀人盈野，还要救济些人，否则便装扮不下去了。不虚伪的恶人，便不必这般麻烦，放手大杀就是。若以单说这个人的人品而论，不虚伪的恶人要高得多，真实无假，一般无二都是吃人，他总归让人死个明白，远胜那些吃人之前还要寻个借口、甚至要骗被吃者相信自己理应被吃的。可若是做官老爷，那还是虚伪些好。”
老人看见岑兰洲进来，也知道他是谁，但一点都没在意，都已经流放台湾了，还怕啥。顺朝的法律也继承了明朝“徒流人又犯罪”的条目，但即便在明朝也不能把流放加成死刑，就是加刑期和挨揍而已。老头都这岁数了，加刑期他服得了吗？要是打他，两棒子下去就一命呜呼了，他欠的伙食费找谁要去？
老人不怕岑兰洲，别人可是怕得不得了，纷纷站起来行礼。岑兰洲随意一拱手，让他们坐下。岑兰洲走到老人面前，盘腿坐下：“汤先生，近来身体可好？”
老人说：“无甚大碍，老衰而已，眼下看来，总还有数月好活。”
岑兰洲说：“先生交代的事情，学生已经办妥了，村里办学绝无阻碍，只不过司狱衙门无钱拨付，得村民自筹。教书先生也只能让自由犯在工余之时做。”
老人笑道：“不妨事，不妨事，为自家孩子劳作，力气都大了三分。”屋内很多人都点了点头。
老人问道：“施克谢还活着吗？”岑兰洲说：“还活着，他近些年新收的弟子中，有不少才俊。”
老人听出了岑兰洲语气中的意思：“你不必为我惋惜，我说过的话，早已随着纸片传遍东土西洋，倘若我说的是对的，将来自然有人读我之书，为我弟子，哪里便会输于他！”
回到自己的衙门，岑兰洲又打开了那本已经翻得卷边又仔细压平的书《农论》，作者汤掬星。
汤掬星的言论其实算不得如何离经叛道，起码劲爆程度赶不上两千多年前的墨子：“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要是光看汤掬星这本书的标题，还以为和《农书》差不多，是讲农业技术的呢。
汤掬星会在基隆坐牢二十多年，主要还是由于朝堂政治斗争的缘故，文学辞臣和监国太子成天犯拧，这能不挨收拾吗。
就在前些天，汤掬星还在嘲笑德明帝：“以崇祯裱糊之志向，求永昌开基之大名。”文人骂皇帝没啥稀奇的，也没人搭理他。
岑兰洲铺开纸笔，按照《论语》的格式，在一本小册子上又添了一段汤掬星的言行录，嘲笑德明帝的内容是不敢写，但抨击救灾制度的话流传出去也没事。写完之后，岑兰洲再在后面加上自己的批注。一口气写了几百字，又觉得写得不好，撕下这几页，重写。
写着写着，岑兰洲又不由得叹了口气，这位曾经与黑格尔传书对喷、与阿廖申卡施密特（中文名施克谢）并世称雄的老人，终究要走到生命尽头了。
对于这些先贤讨论的复杂哲学问题，岑兰洲的领悟非常有限，但是他从《农论》中读出了许多令自己的思维彻底更新的内容。
汤掬星在《农论》中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基于农业生产。
衡量农民的劳动，要看他们生产了能养活多少人的食物。
衡量工匠的劳动，要看他们通过改善农民的工具和生活条件，使农民多生产了多少食物。
衡量商人的劳动，要看他们的交易行为是否使农民更方便地改善农民的工具和生活条件，因此多生产了多少食物。
同理，衡量士人的劳动，要看他们管理和保护农、工、商的行为最终将让农民多生产多少食物。
举例来说，工匠制造了一门大炮，由商人转运到前线，武士操作它打跑了马贼，农民因为没有被马贼抢劫而多生产出来的食物就是工匠、商人、武士还有指挥他们的官员创造出来的。
但是，现在你的面前摆着一斗米，它到底是谁的劳作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每个人的劳作在其中占了多少比例，能算得出吗？
谁也算不出，因此也就导致了无数的问题。掌握权力的人假装自己算得出，假装从农夫手上收取他们六到八成的劳动成果是合理的，甚至试图让他们相信这是由某种力量决定的真理，根本不需要去算。
而之所以会有一部分人掌握权力，是因为管理和战斗的技能是需要学习的，但是人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食物，没有时间学习，所以才只有少数人有知识和武力，他们就比其他人强大，就有了权力。
那么，如果有一天，人人都不必用所有的时间去生产食物，人人都有时间学习，那也就人人为士。农、工、商都具备了士的学问，也就不再需要专门的士，更不需要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士。即便是那些专门写书作文的、专门考据学术的、专门办理公务的，也只是学了某项技能的工而已。
《农论》的思想并不成熟，既没想好怎么把构想中足够的食物制造出来，也没想好人人为士的社会的具体运转模式。但至少指出了一条道路：在短时间内，即便不能人人为士，通过水利、肥料、育种、垦荒等能生产更多食物的手段，也可以制造更多的士，士越多，原有的士就越难把所有的食物（财富）据为己有，分配得越平均，就越能产生更多的士。
毕竟这是汤掬星三十岁时的观点，那时拿破仑还没当皇帝呢。而汤掬星四五十岁以后的书，岑兰洲已经看不太懂了。
对于岑兰洲这种科举出身的人来说，汤掬星的话可以说是非常不客气，直接指出他们之所以成为士就是因为消耗的食物多，学成了天经地义，学不成就是饭桶。只要不是天生的笨蛋，任何人都能培养成士。士的水平可能因为天分差异而有高下之别，但本质上与任何行业都没有区别，都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只不过别的行业学的是锛凿斧锯，这个行业学的是写字算术而已。
但是岑兰洲相信这本书的观点。至少他相信，让更多的人去读书总是没错的，至于这到底能不能让大顺朽烂糟糠的士人们为之一新，他不确定，但他也想不出别的道路可以尝试。
那么，怎么颠覆顺朝这种教育为少数人把持，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做“低端劳动力”，动不动就被视为累赘打发到婆罗洲的局面呢？
让岑兰洲自己办教育，累死他也是白搭。只能利用顺朝的统治者自身，迫使他们需要更多的“高端”劳动力，“骗”这个世界最大帝国从达官贵人的牙缝中抠出些钱来，匀给穷人家的孩子。
为了这个目标，岑兰洲奋笔疾书着。
第一二七章 萧广陵生意兴隆
“萧掌柜，恭喜发财！”郭尊贤满面堆笑，拱着手进了门。
萧广陵也是笑容满面：“郭先生，承蒙关照。”
从伯力回来之后，萧广陵考虑了很久，自己总这样接零星的活，不是个事情，门派的生存始终没法保障。
去伯力保镖这一趟，萧广陵见了大世面，心里也按耐不住了。一个皇商，靠着祖上积累的关系，就可以赚取普通人从三皇五帝那会儿劳作到现在都挣不来的财富。我一身的武艺，缘何就只能赚保镖护院的辛苦卖命钱？
屠介清的祖上只不过是个倒卖鹿肉、牛筋的小商贩而已，后来花钱和一个皇商联了宗，逐渐攀上关系，做起了皮货生意。摩云金翅门祖上可是跟着太祖皇帝打天下的，怎么就连这种人都比不了？
萧广陵思考的结果是，钱是不可能靠打工一刀一枪挣出来的，而是靠官府随便一个政策变动，跟上了你就发了，跟不上你就受穷。
有的人家中有良田千顷，亲戚里一大堆举人进士，这样的人可以试图联合很多利益相同的人去影响朝廷的决策。萧广陵当然没这个本事，所以他得顺着来。
萧广陵是一个从中产阶级滑落到小资产阶级的人，所以他迫切渴望爬回去。很多人对“中产阶级”这个词有误解，其实中产阶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两个是同义词。因为在李西平那个世界，民族资本家就算做到荣毅仁那个份上，也只能算中产，大资本家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是官僚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和买办也是同义词，因为在当年的国情下，不当买办没法当官僚。
在这个世界，情况有所不同。当买办没什么前途，但是上面还有一个稳压所有人的皇权。要说有资产阶级，那确实也有，像邬崇仁这样的，只有十亩永业田，还永佃给别人了，已经完全脱离了土地经营，应该算资产阶级了。然而在政治上，又确实不存在这样一支力量。他们在经济上太弱小，因此即便在政治上不能发声，只能作为地主阶级的附庸，也一点都意识不到有什么不对。工人逼急了尚且可以组织起来反抗，他们逼急了只能倾家荡产。
严格来说，萧广陵都没在中产阶级待过，摩云金翅门在他师父那会儿就已经不行了。但是师父也不是完全没留下遗产，摩云金翅门的名声还在。
因为总和达官显贵打交道，萧广陵虽然没什么钱，眼界却一点都不低，这些年来，他得出了两个经验。
第一，不要给有钱人看家护院时候久了，就羡慕人家的生活，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自己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不要妄想。
第二，也不要低估自己和真正的穷人之间的差距，稍微一点内线情报，就可能带来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萧广陵在伯力思考了很久，最近的政策调整，到底哪一点能为他利用呢？
最终，他锁定了新的行政区划调整。
北疆的行政区大规模调整，顺朝又和俄国联姻，这意味着，北方的贸易格局会有大规模的变动。
根据崔哲宇在闲谈中透露的口风，在厄尔口城对俄国的关税是要调整的，增加对俄出口，来稳定与那些俄国旧贵族的关系，也与英国货争夺俄国市场。
然而，近年来蒙古地区的治安却在下降，流民、马贼越来越多。邬崇仁之前提到，现在蒙古地区就有商旅护卫需求的缺口，那么以后肯定会更多。
在过去，前往厄尔口的商队大多采用传统的方式，在京城、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雇佣镖局保镖。镖局的镖师显然是不可能一路上和马匪打过去的，实际上，他们的安全主要还是靠沿途蒙古贵族的力量来保证。
然而，蒙古贵族的力量在日益衰减，他们的腐化日甚一日，常年的承平让越来越多的蒙古武士骑不得烈马，开不得硬弓，许多蒙古的伯爵、子爵、男爵们甚至选择长住京城，只留下代官、管家在蒙古盘剥子民。不仅每年送往京城的财富被他们消耗殆尽，很多贵族甚至借债消费。
其实也没有多少财富真的被千里迢迢从蒙古送到京城，很多时候送到京城的只是一张汇票而已。蒙古地区严重缺少货币，包括与俄国的贸易，都是以货易货为主。代官、管家们把汇票送到京城，在京城就可以兑换金银花出去，而这些汇票实际代表的金银只是个数额而已，本体是以各种货物的形式存在的，被那些留在蒙古的权贵们进一步拿去周转，创造了很多利润，而这些利润当然入了他们的私囊，当然，给他们提供本金的皇商也要分一份，多年积累下来，已然有了巨大的亏空。
蒙古权贵私下和俄国走私的问题也很严重，漫长的陆地边境线难以监管，每年都有大量茶叶、烟草、布匹等货物输入俄国，换回皮裘、毛毯等货物。顺朝多次查禁，甚至为此罢免过伯爵，但还是管不住。
朝廷的管控减弱，贵族的腐化滋长，走私规模越来越大，结果当然是马匪遍地。由于严重的剥削，蒙古的牧民、农民落草为寇的也不在少数。
此次顺朝降低厄尔口的关税，也有遏制走私的意图，正常的通商口岸的关税降低，合法商品相对于走私商品就会有价格优势。随着顺朝兴办洋务企业，早晚连毛毯都会从由俄国进口变成往俄国出口。就连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由于大洋阻隔，顺朝的商品犹能与之一较高下，何况是俄国。都是开国二百来年的封建王朝，难道天朝还能连俄国都不如？
前往厄尔口的商旅会增加，原有的镖局已经满足不了抵御已经开始使用走私来的俄国火枪的马匪的需求。但是，顺朝并不能出动官方力量来保护商路。库伦总督麾下的兵力不多，主要用于戍守各个战略要点，不可能分散到商路上去。驻守呼和浩特的右营现在要面临军事改革任务，这种主力军团也并不适合拉出来清剿分散的来去如风的马匪。
于是，萧广陵提出了一个构想：组建一家新镖局，专门负责口外蒙古业务。
萧广陵自己肯定是没这个能力的，所以他直接对邬崇仁和崔哲宇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萧广陵的思路是，面对逐渐失序的蒙古、新时代的马匪和更大规模的商队，传统的镖局模式已经不适用了。应该趁着这个机会，进行一次行业重组。集结京城、张家口、呼和浩特三地各镖局的人手和人脉，趁着此次右营裁军招募退伍军人，组建一个准军事的武装护送组织，名字还是镖局，但性质已经和传统镖局完全不同了。
仔细考虑之后，邬崇仁和崔哲宇觉得这个计划可行，因为这桩生意对于技术的要求并不高，关键还是瞅准机会及时出手，加上在官府的人脉。无论是长淮镖局还是摩云金翅门，常年服务于京城的达官显贵，在招揽业务和镖局同行中的人脉方面都不是问题，而崔哲宇作为在襄京孝廉会后被皇帝选派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恰好不缺官府的资源。
邬崇仁是个生意人，崔哲宇想要获得更高的地位，没钱也是绝对不行的。既然要做生意，那还有什么生意比这种国之大政带来的生意更暴利？
于是，萧广陵没有跟着大部队前往庙街，而是带着摩云金翅门的人，以及几个崔哲宇和邬崇仁的亲信返回了京城。
崔哲宇给萧广陵介绍了一个人：在襄京孝廉会上认识的郭尊贤。
郭尊贤在士林的名声不大好，但凡是个正经的读书人，都能看出他的功名肯定是作弊得来的，他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正常的秀才，遑论举人。但是郭尊贤也是个相当要紧的人物，因为他背后连着许多晋商。
顺朝起自陕北，而陕北方言与山西相近，顺朝开国之初，北方的商帮就出现了“秦晋之好”的格局。在李西平那个世界的南明，“秦晋之好”和“可望不可即”一样，像个地狱笑话，在顺朝就完全是钱的事了，在蒙古贸易中，晋陕商人占据主导地位，蒙古地区的皇商也多由这两省的商人充任。
襄京孝廉会后，郭尊贤也得到了任务，他要牵头组织蒙古地区晋陕商人的行会，以遏制走私，相应的，皇帝会给予这个行会很多优惠待遇，把许多原本有皇商争利的领域开放出来。
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晋陕商人依然不准直接接触蒙古百姓，他们无论卖货还是放贷，都只和蒙古贵族接触。只要朝廷的态度明确，蒙古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监督商人，商人是不敢越界的。大顺朝廷也不求蒙古百姓觉得“男爵是坏的，汉官是好的”，只要他们和汉人百姓一样，觉得老爷们都是王八蛋就可以了。为此，要增加蒙古贵族盘剥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多拉仇恨。同时，笼络贵族也的确是最简单的保持统治大体稳定的方式。
伊犁总督、西藏总督治下，也都是这样的规矩，卖针头线脑的小商人不计，和普通的移民户一样接受当地土司管理，大规模贸易和放贷都有严格限制。
有邬崇仁的书信，再加上郭尊贤出面，萧广陵很快就把京城的镖行同道组织了起来。这个局面远比萧广陵原来的构想好得多，因为邬崇仁提议由萧广陵出面以摩云金翅门的名义来组建镖局。
邬崇仁经营镖局这么多年，深知行走江湖要低调，做官家的生意更是如此。眼下他的长淮镖局在关东的镖路上已经是头一份，再去占蒙古的镖路，难免容易树大招风。
而且摩云金翅门在京城武林中也是颇有名望的，老掌门在世时，常走口外蒙古镖，着实做过几件名动江湖的大事，穷归穷，名头可不低，和一些蒙古贵族也攀得上交情。萧广陵以小股东的身份出任掌柜，邬崇仁自己做大股东就可以了，这样镖局能同时用上长淮镖局和摩云金翅门两边的名声，长淮镖局也不至于太过惹眼。
新成立的这家镖局取名为“扶摇镖局”，既是对应摩云金翅门的名字，也是给达官贵人保镖的好彩头。正好这趟镖路的终点在“北海”旁边，用这个《逍遥游》中的词正合适。不过自打顺朝控制永宁海，“北海”多作为永宁海的代称，很少有人管贝加尔湖叫北海了。在顺朝现在的观念里，对马海峡以北是北海，对马海峡和台湾海峡之间是东海，台湾海峡到马六甲海峡是南海，马六甲海峡以西是西海。
招募右营退伍兵的计划已经有了，但还一个人都没来，眼下镖局还都是京城的镖师界的这些人。郭尊贤就先给他们联络了一些小生意试水，萧广陵接的第一单保的是口蘑镖。
顺朝在这方面和清朝一样，口蘑是蒙古的重要贸易品。在清朝，对于口蘑有严重的封禁，翻开《清实录》，在道光年间还能找到这样的记载：“民人刘德山等串通热河都统衙门书吏陈五，领有假票，在公索诺木达尔济雅旗分游牧处所私检口蘑，业经拿获审明。”
顺朝没有这样的封禁，这就导致口蘑很快就成了珍稀物种，价格飙升。不过很快就有人研究出了用马粪、羊粪培育口蘑的办法，所以京城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口蘑输入。
即便如此，口蘑也依然是值得雇人保镖的货物，而且收购口蘑的过程中，还要和蒙古贵族打交道，镖局还能起到中介的作用。
今天壮行的宴席上就有一道口蘑做的菜鹿肉烧口蘑。把大勺放到火上烧热，加入豆油，趁热拿葱花和姜末炝锅，再搁上盐和糖，外加酱油、黄酒和肉汤。烧沸之后，就可以放入用沸水焯过一遍的鹿肉和口蘑，用小火煨大约上一盏茶的工夫，再改大火，以淀粉勾芡，洒上点香油即可。这是请了淮兴楼的李二师傅来做的，据说和皇帝吃的御膳是一样的做法。淮兴楼和长淮镖局都沾了一个“淮”字，两家的老板是同乡，所以长淮镖局每次有宴会都请他们来做。
众镖师吃得十分起劲，口蘑和鹿肉都不是便宜的食材，平时他们可吃不到。镖师的收入比起普通百姓算是很好了，至少他们都吃得饱，否则也就甭练武了。但他们平时吃的饭食，也就是在鸭架子汤里面加口蘑提鲜，然后用汤下面条，一连三大碗，那叫一个美。要是这也吃不起，那就用葱姜熬酱油，浇在面条上一拌，就着蒜吃。更次一档的，那就和码头卖苦力的“大侠”差不多，顿顿窝头咸菜。
说起这些“闲散侠客”，萧广陵最近也从中招募了一些人。新店开业需要人手，萧广陵就从中选了一些来京城时间长，人品了解得比较清楚的人。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和萧广陵关系较近，算作摩云金翅门的门徒，其中就包括那个四十多岁还想拜萧广陵为师的。萧广陵毕竟年轻，他决定不收徒弟，收的都是带拉师弟。
摩云金翅门过去收徒十分严格，但是现在也要变一变了，传统的师徒相承模式，实在不适合现在这种大规模镖局。
萧广陵当然也会教他们武艺，但此时武艺已经不是最要紧的。这些镖师最主要的作用是教会即将招收的那些新人怎么走镖，怎么做一个生意人，而护镖需要的武力则靠枪。郭尊贤的门路很硬，弄来了长期的持枪许可，扶摇镖局买了一大批军队淘汰下来的旧燧发枪。
等到新人招来了，和老人混编在一起，镖局雇了一个在库伦的卫戍部队做过哨总的退伍军官来训练他们。镖师熟悉绿林道，但是战斗力不行；右营是野战部队，退伍兵熟悉武器，能打，却不会和土匪打交道。卫戍部出身的军官则正好可以弥合二者的优缺点。
这也是顺朝安置退伍兵的一种方式。送人去美洲固然好，可是太贵了，把这些年纪大了不适合继续服役的士兵安排成镖师则省钱得多。京城这些镖行为官宦人家服务，信誉非常要紧，所以得讲江湖道义，镖师老迈或伤残之后，怎么也得给口饭吃，不能扔到街上去。加入一家有官府撑腰的镖局，虽然有可能被土匪打死，但不出意外的话不至于饿死，士兵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安排。
就连镖行开张的投资，都从皇商那里贷了款，否则邬崇仁和萧广陵哪有那么多钱招人买枪。其实郭尊贤背后有山西商人，崔哲宇背后也有一些跑日本贸易的朝鲜商人，他们联手是拿得出这笔启动资金的，但是他们都只投资了一部分，宁可支付些利息也要借钱。
只要镖局还欠皇商的钱，有个马高蹬短的，皇商就会行方便。若是镖局垮了，萧广陵一跑了之，皇商只能收回几间房子和一堆长短枪，难道他们要自己走镖吗？让皇商多沾些利益，就多些靠山。
倘若普通人这么做，不免有被皇商趁机吃干抹净的危险，但萧广陵和邬崇仁都是世兵家庭出身，还有崔哲宇和郭尊贤这两个举人。在那些操控京城金融的顶级皇商看来，他们是从底层新爬上来的暴发户，但那也是从大顺统治阶级的底层爬上来的，不是从人类的底层爬上来的，这二者的区别天差地远。统治阶级内部，做事还是要留三分余地的，只要能一起发财，一般就不撕破脸皮。
萧广陵把摩云金翅门仅剩的一点钱和他师父的面子都投资进来，获得了这个和他原来的身份完全不匹配的大掌柜身份。虽然重大决策还得是大股东们说了算，但是萧广陵的权限也很大。此举是十分冒险的，一旦生意砸了，摩云金翅门今后在镖行业就没法再混了，然而收益也极高，萧广陵要是老老实实走镖，这辈子也到不了这样的位置。扶摇镖局将来能为他带来的财富，也绝不是打零工能比的。
郭尊贤到来没多久，此次保镖的雇主派来的两个代表也到了，让萧广陵惊讶的是，这二人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一个叫程明道，一个叫盖多士。
程盖二人和萧广陵见礼，有点尴尬，他们两个打心眼里是不愿干这种事的，但是看在学长的面子和钱的面子上，又不得不来。
那些在外省接触过顺朝勋贵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大顺的勋贵还行”的错觉。贺碧锋、刘继常、李玉树这些人，人品怎么样另说，起码都是十分精明的人。然而，那是因为能外派的勋贵全都是矬子里拔大个儿精挑细选出来的，留在京城的这帮勋贵的能力，那叫一个一言难尽。若是勋贵中真有能人，德明帝又怎会把边疆总督的差事都交给文官。
不过话说回来，比起挖国家墙角，他们倒是个个一个顶俩。顺朝对于勋贵的约束比明朝更多，所以他们在土地兼并和放高利贷上有所收敛，然而在走私方面的技能点却蹭蹭猛涨。
勋贵利用自己在军队的人脉往蒙古方向走私，是从大明流传下来的传统艺能，早在土木堡之变以前，“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私与交易者。”什么样的“贪利之徒”，能在宣大这种勋臣镇守、遍地卫所的环境下和瓦剌走私呢？哪怕以朱祁镇的脑子，都能看出自己的军队里有人在通敌。
不过这个通敌倒不是说他们打仗的时候会叛变。就像明末的沈世魁、王廷臣，平时和清朝做生意，但是打起仗来死都不怕，可以殉国。在大明的武将看来，走私和殉国可以截然分开，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完全可以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存在。
也可以看出所谓“土木堡之战打光了勋贵，导致文官坐大”有多扯淡。之前勋贵管边塞的时候，就是这个德行。土木堡之变后，京城活着的勋贵还有那么多，要是他们真有本事，为什么没人一脚踢开于谦指挥抗战呢？不还是得靠于谦这个文官去打仗吗。
到了顺朝，蒙古臣服，往蒙古走私不再是通敌了，只是单纯的偷税漏税。既然不是政治问题，只是钱的事而已，皇帝又怎么会和勋贵多计较，顶多偶尔处罚一下罢了。于是，大批勋贵加入了蒙古贸易的狂欢中。
顺朝的勋贵中，有很多人来自明军的底层和中层，明军会的技术他们都会。高迎祥当年就是往来蒙古和陕西之间贩马的，这帮“陕北马贼”难道还不明白怎么和蒙古人打交道吗？更何况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投靠明朝的蒙古兵的后代。
然而时至今日，很多勋贵连走私都懒得亲自做了。
过年休息期间，盖多士当然是回自己家，程明道不可能回四川老家，是在京城的四川会馆过的年。正月十六那天，他们回学校点卯，然后就恢复住校了，但是他们那些勋贵同学点了卯之后就消失了，不要说住校了，就是上课都不见他们的踪影，按照往年的惯例，二月二吃过猪头之后，他们才会陆续现身。
意外的是，程明道突然接到了同班同学李邕的邀请，请他“放学后去家里耍子”。
同学邀请，不能不去，于是程明道在放学后直奔李邕的家亳国公府。
亳国公府的外表十分朴素老旧，连匾上的金字都掉漆了，但这其实是一种炫耀的方式咱是老勋贵，不是暴发户。
转过影壁墙，立刻就不一样了，楼台殿阁，雕梁画栋。院子里有对对花盆儿，石榴树，茶叶末色的养鱼缸，三叉九顶的夹竹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