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明道没心思夸住宅，跟在引路的师爷后面，目不斜视。府邸再好也和他没关系，有什么可看的。
亳国公是亳王李锦之后，公爵府是按王府的规格修的，在京城诸宅邸中占地面积最大。李锦活着的时候没怎么修它，甚至没住过多长时间，但是后世儿孙累兴土木，现如今其奢华气派仅次于皇帝的紫禁城和西苑。
亳国公府的佣工杂役也和别处大不相同，虽然程明道衣着寒酸，说不定还不如公爵府里的某个小厮有钱，但是所有人对他都是毕恭毕敬，没有半分轻蔑。出来迎接他的也不是普通的管家，而是公爵府的清客幕僚。
程明道作为同学，是李邕比较亲近的人，虽然实际上关系没那么近，但是按礼数还是被请到了书房。
如果是对李西平那个世界明末清初历史比较熟悉的人，见到书房中的这四个人肯定会有错乱的感觉。
亳国公李邕，他父亲去世比较早，几年前就袭爵了。
定襄伯世子姜振威，姜之后。
真宁伯次子张学宗，从他父亲这个爵号，就可以猜出他是谁的后代。崇祯八年，李自成、张天琳、郭应聘三人联手，在真宁湫头镇歼灭明军曹文诏部，这是明末农民军前期打的最大胜仗。那时的张天琳，和李自成是平起平坐的同盟关系，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兵败时，张天琳没有跟着他去商洛山，而是投降了孙传庭，直到孙传庭死后，才又降李自成，所以就只能混个伯爵了。郭应聘早亡无后，“真宁伯”这个爵号便给了张天琳。
崇信男之弟王士荣，祖先为“马鹞子”王辅臣，虽然王辅臣是农民军中的叛徒，当年杀害自己的姐夫投降官军，但他勇冠三军，在北征残清的战争中立功，最后也做到了男爵。
在这个世界，张、姜、王三家是世交。正因为他们都不是闯军嫡系，后来反而成了李自成制衡老兄弟的棋子，官运一直不错。
张天琳和王辅臣都没什么根基，但姜的家族势力在宣府、大同、榆林三地都有分布。在李西平那个世界，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还打算守京城时，姜就已经决定要反，单人独骑逃出李自成的军营，前往宣府。
在宣府，姜没找到机会，于是借了自己弟弟姜的兵马，前往大同。
当时大同已经戒严，守城顺军关闭城门，不放姜进城。但张天琳表示：“戒严是为了防备那些可疑分子，姜能和他们比吗？我对他有救命之恩，他是我兄弟，快放他进来。”姜入城后即发动叛乱，将张天琳凌迟。
姜叛变后，榆林姜氏被李自成灭门。后来姜反清，宣府姜氏又被多尔衮灭门。直到最后大同城破，清军屠城，姜家满门几百口终于死得一个不剩。
在这个世界，这些都没发生，姜的人脉让他成了香饽饽，直隶、山西、陕西三个路线的走私，他全能跑。
张天琳是比较有底线的人，不至于连牛角、硝石这样的军事物资都敢卖，何况开国之初，李自成的威慑力还是有的，但是张天琳后半生通过姜的门路倒腾到草原上的茶叶、烟草和其他各种日用杂货可以用吨来计算。
张天琳本人并不贪，他赚来的钱也大多给手下人分了。在他的价值观中，作为镇守边疆的人，把鸟枪、火药卖到蒙古应该算卖国，粮食、布匹这样的战略物资也最好别卖，但倒腾点茶叶、烟丝、锅碗瓢盆、针线靴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边军的正当收入。过去他见过的每一个明军将领都是这样做的，现在他们这么做，李自成不可能不知道，但也只是骂他们几句，没有真管，那为什么不能做？这不就是正常生意吗？
在涉及权力的问题上，李自成下手狠辣，会毫无征兆地突然暴起杀人，绝不讲半点情面。若是有人贪赃枉法，影响民生，他也会处置，但仅仅是走私逃税的话，李自成总不能把参与人都抓了，那样就没人戍边了。所以李自成也就是时不时敲打一下，哪里闹灾了，就噎这些挣了钱的人几句，让他们捐点银子赚个名声，好给李自成不处分他们找个合适的理由，仅此而已。
李锦本人是不干走私这种事的，顶多开个饭店，但他的后辈儿孙还不如张天琳的儿孙呢。亳国公家族利用的是李锦主政江宁和后营驻扎辽宁的人脉，主营大豆生意，江南一带吃的豆油、肥田的豆饼，都有他们插手。京中之人戏称：“打亳国公府门前路过，都能闻见豆腥味。”
时至今日，德明帝更不可能去管勋贵走私。有的勋贵不善经营，坐吃山空，只能借钱摆谱，有的勋贵家里则金银山积。
亳国公府显然属于金银山积的那种，程明道进得府来，豆腥味虽未闻到，铜臭味却闻见了。公爵府内规矩森严，当然不会像暴发户那样摆出一堆金银珠宝珊瑚翡翠来炫富，但是看看公爵府周围就知道了，那些公爵府中可以称为管家的高级用人，在公爵府附近都有自己的宅子，个个堪比富商大贾。公爵府中稍微有点头脸的嬷嬷，在府中穿的都是统一的粗布袄裙，低眉顺眼。一出了府，全都穿绸裹缎，披金戴银，比他们彭水县的县令夫人还气派。
事实也确实如此，公爵府的女管家，就是比普通的官太太有权势。比方说，有一船走私的桐油被重庆制将军扣了，彭水县令去求情，估计连面都见不上。但若是李邕小时候的奶妈去打个招呼，制将军收点礼物，第二天那艘船就千里江陵一日还了。
礼法有“八母”之说：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乳母。乳母约等于公爵的半个娘，四舍五入，那不就是制将军的亲妈。
程明道与四位同学见了礼，很快，与王士荣同班的盖多士也来了。四个勋贵同学也不多客套，直接说明了目的。
口外的平地泉，已经囤积了一大批口蘑，需要运回来，得有勋贵这边的代表过去，但是吧，他们这几家的近支子弟……
跑口外？那种又苦又累的活，是我们该干的吗？
这几家勋贵也不愿意找太远的亲戚，因为亲戚是可以分自家家产的。思来想去，还是同学可靠，程明道这样学习成绩好的同学，盖多士这样爹是烈士的同学，将来怎么也能做个小官，把他们拉进来没什么坏处。
程明道和盖多士也没什么可选的，他们都是军学中的边缘人物，这些贵胄同学交代的事情能不办吗？尤其是程明道，他确实也是缺钱缺得紧。
何况李邕他们对程盖二人还是很客气的，虽然程明道和盖多士知道他们其实瞧不起自己，他们也知道这两人知道，不过都是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人，该有的教养还是得有的。冷漠归冷漠，但还是要客气。他们只是骄奢淫逸加无能，不是智力缺陷。
送走了程明道和盖多士，李邕笑了笑：“总算把家里的事办完了，该忙正事了。”自打他成了亳国公府的主人，狐朋狗友的聚会就都在他家了。
四人嬉笑着走向后花园，那里有程明道和盖多士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切。
第一二八章 纪晓兰大展宏图
襄京的春天，已经有不少花开放了，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街上有了不少出城踏青的游人。
余八走在襄京的街头，看什么都透着新鲜。他的家乡离襄京只有二三百里，但是他这辈子没离开过自己家乡附近几十里的范围。
武当山脚下也是大去处，余八见多了南来北往的香客，眼界并不闭塞。不过襄京的繁华和武当山不是一码事，一来是襄京是政治中心，集中了大量的衙署，二来襄京是粮食等商品转运的交通枢纽，陕西和武昌两个方向的货物都会在这里集散。顺朝对于襄京的航运很重视，不仅注意维护汉江航道，还多次疏浚唐白河，使得襄京的水运辐射南阳、新野、邓州、唐县、内乡、泌阳、镇平、南召、裕州等地。
当年李自成和孙传庭决战，唐白河航道是闯军的生命线，襄阳的粮食沿着白河北上南阳，在南召登岸，过鲁阳关送往汝州前线。一样的大雨天气，闯军有粮，明军无粮，于是孙传庭大败。
余八自然不是来逛街的，他是来找工作的。
余八进城的理由与普通的失地农民进城务工的悲惨故事不太一样，他的日子其实过得还行，没穷到抛家舍业流亡到城市的份上。
事情的起因是去年冬天，余八那个村的里长腿上生了个疮。余八希望冬天能在家编几个草筐补贴家用，不想去河渠工地上出工，而让谁去出工，就是里长一句话的事。
余八是官佃户，一般来说，封建王朝均田之后，会若干年后就把官佃户耕种的土地分给他们做永业。然而，顺朝这个最彻底地由农民起义出身的朝代却没有这么做。要是光看这方面的政策，连赵构都比李自成“仁”，南宋初年给流民分配土地，还能三五年后就为永业呢。
而顺朝的思路是，就算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给农民，这些没有世兵身份的小农就能把这十几亩土地当“永业”吗？顺朝不可能禁止土地的买卖和典当，自然拦不住土地兼并，官佃户转自耕农，实际上是把对这些农民的管理权从官府转移给乡绅。
所以，顺朝的策略是把官佃户确定为官府的永佃户，他们的永佃权和普通的家产一样可以传于子孙，不能随意剥夺，官府也不会接受永佃权的转卖和质押。
为此，顺朝保留了规模庞大的官佃户管理机构，效果也很明显，官佃户一半的收成都要上交官府，给官府带来的收益比十税其一的自耕农大得多。
顺太祖年间，做官佃户肯定是比做自耕农吃亏，要上交的收成足有自耕农的五倍。但是官佃户原本或者是那些被闯军灭了的明朝旧贵的佃户，或者是无家可归的流民，相比之下，做官佃户也很好了。
到了太宗年间，两者的处境难分轩轾。土地兼并重新抬头，自耕农面临破产压力。官佃户负担虽重，总归稳定。
世宗年间，官佃户的处境要好于自耕农。因为顺朝已经没有多少直接管理自耕农的能力，大量的摊派压在自耕农头上，使得他们的实际负担和官佃户一样重。而自耕农比官佃户更容易破产，土地更容易被兼并，自然是做官佃户好。
而到了高宗年间，两者处境再次不分高下，因为官佃户管理机构日益腐败，天平又恢复平衡。
仁宗年间，官佃户的管理机构彻底变成贼窝，大肆鱼肉官佃户，官佃户破产也早就不是新闻。虽然无故不得夺佃，但是官府想找个“故”出来还不容易吗。在这个欠债就能发配台湾的时代，官府还拿捏不了一个佃户？
顺仁宗为了缓和矛盾，让不少官佃户改为自耕农，这样短时间内能减轻一下压力，将来你破产了也怪不到官府头上。德明帝即位之后，裁撤官佃户的进度放缓，因为裁撤官佃户虽说能释放压力，却也意味着官府收入的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裁撤官佃户彻底停止，一是因为财政吃紧，二是因为要做改革的话，官府还是有手上握着一批土地的必要的。
湖北北部是顺朝统治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余八在均州乡下日子还算过得去，里长没有变成为所欲为的土豪恶霸。但是，里长同样掌握着大权，无论是收租还是各种费用和劳役的摊派，全凭里长一言而决。
均州城里有管理官佃户的机构，可是他们的人只走到乡里和里长分赃，并不进村。里长虽然不是世袭的，却也是非本地大户不能充任，跑不出那几家的范围。
让余八为了躲派差给里长使钱，他舍不得，穷人的钱就是命，恨不得藏在五脏六腑里。当得知里长生疮这个“喜讯”，余八觉得机会来了，不知从哪里淘换了一个“祖传偏方”，给里长大人献了上去。
里长照方抓药熬膏药，贴了三次，居然真见效了，虽说疮还在，可是不痛不痒了。里长大喜，金口一开，就免了余八的差。
可是没想到，余八献的这个偏方是顶药，过了几天，里长的疮就复发了，而且发高烧，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去了半条命。里长的儿子当即冲进余八家里，把他一顿好打。
里长一家虽说蛮横，但是离真正的土匪恶霸还有一点差距，没迁怒余八的老婆孩子，就是见余八一次打他一次。余八在村里实在待不下去，这些年攒的那点钱也都赔给里长做了汤药费，只得包上几块干粮，来襄京碰碰运气。
德明帝移驾回京后，襄京的政治中心功能并未消失，德明帝留下的那套班子，依然在协调南方的改革事宜。因此，不断有读书人进入襄京，这些人大部分有消费能力，让襄京的市面一直比较景气。
然而，余八却没有因为这份景气受益。他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又过了身体的巅峰期，重体力劳动没优势，靠着打零工加吃舍粥，饥一顿饱一顿地凑合活着。
余八还是咬着牙硬挺着，自己若不找到工作，靠老婆孩子在家种地，几时能攒出儿子娶媳妇的钱。好在开春了，天气转暖，暂时没有成为路倒之虞，余八继续在襄京碰运气。
不久前，运气终于被他碰上了，襄京城外要新建一批房屋，他凭借过去修河堤的经验，去工地上做了小工。
均州和襄京方言差别不大，所以余八也没被当成外地人排斥。工地上吃得还行，粗粮能吃饱，余八劳苦了半辈子，对这种生活很适应。
房子才刚开始盖，却已经卖出去了，襄京的人口持续增加，房子的销路完全不用愁。
但今天，余八遇到了点麻烦。
“路引呢？我问你路引呢？”一个警察呵斥着。
顺朝的法律和明朝一样，是从唐朝一步步抄下来的，自然也继承了官凭路引制度，“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
汉朝的路引称为“传”，主要是通过关隘渡津时使用，要详细记录通行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肤色、随行的马匹车辆、携带的武器以及通过的时间。
唐朝把汉朝的木质传符改成了纸质，称为“过所”。一份加盖官印，发放给申请人，另一份经过签发官员签名后存档备查。文书上要记录申请人说明外出事由、目的地及所经关津名称；申请人的姓名、身份及年龄；申请人的籍贯；同行人员的姓名、年龄及籍贯；所携带奴婢的姓名、年龄；所携带物品的名称及数量；所携带牲畜的名称、口齿及数量等内容。有效期三十天，逾期需要补办。如果没有文书，绕开关口私自通行，判一年半徒刑，像玄奘取经那样偷越边境的则判两年。
明朝继承了这一制度，而且更加严格。“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玄奘这样的要是在明朝被抓住，直接就绞刑了。
顺朝理论上也继承了这个制度，但是并没有把处罚方式都改成顺朝特色的流放，而是罚款。偷越国境的还是要流放，而偷越内地关津的，未成功者逐回，已成功者罚款。
原因很简单，这个制度在明朝后期就已经不合时宜了。唐朝开国的时候，在官府户籍统计内的人口低得吓人，“大业初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朱元璋那会儿，全国在册人口也就一千万户。而李自成统计全国人口的时候，因为不收丁税，直接查出了上亿人。
在顺朝的精华地区，人烟稠密，处处村社，以传统帝国的统治能力，怎么可能监控得过来。农村还好说，很多地方不要说外地人，就算来条别的村的狗都能发现，可是景德镇、佛山这样集中了大量外地人口的手工业城市怎么查？
顺朝的初代统治者对“私渡关津”多么容易有深刻的认识。就拿老闯王高迎祥来说，他造反之前做的营生，就是从榆林、延安一带把茶叶、铁锅、靴子之类的货物带到蒙古去，从蒙古贩马回来。客户都是明军的骑兵，因为高迎祥给的价格比那些黑心的军官公道多了。长城尚且可以随便偷越，内地那些关口何足道哉。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普通百姓需要出门做工的情况越来越多，很多地方人多地少，不做工无以谋生。他们要转移的是自身的劳动力，随便从哪条樵采小路就走了，根本没法查。手工业和商业规模的扩大，都决定了严格的人身控制是行不通的。
因此，顺朝只对官吏、儒生、僧道等特殊人员有严格的路引制度，对商旅只查带着车船牲口的，普通老百姓、小商贩就不查了，实在顾不过来。要是一个农民在家做雨伞，挑到邻县去卖都要领路引，在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的时代是可行的，但是在李自成的时代要是还这么管，官府非宕机不可。
但神奇的是，在基层实践中，平民百姓的路引却一直存在。
存在的理由同样很简单，这是胥吏的创收手段，碰上个外地人，不查出点钱来对得起这身皮吗？朝廷不能有效控制基层，不代表基层没人控制。
在官府办路引，理论上是免费的，但是实践操作中，衙门口是有理没钱别进来的地方，怎么可能不花钱。
那些负责查路引的胥吏衙捕，乃至卫戍部队士兵，如果在查路引的时候勒索的钱财比办路引的花费还多，那大部分人都会去办路引，他们就收不到钱了，所以他们开始“大减价”，一次少收点钱。就和很多土匪只收“买路财”，不把过往客商抢干净是一个道理，打劫这事，也得可持续发展，要是走这条路的商人来一个死一个，以后就没人来了。
但是有些人长期在外地活动，总这么被查也不是个事。于是胥吏们开发出了自制的证件，一般都是在一个县内有效，查你一次，给你一张临时证件，保你一个月的太平。
时间久了，这几乎成了正式规定，官老爷觉得这种小事无关紧要，从来没人指出这有什么不妥。何况胥吏、捕快们掌握了外来人口的情况，确实对治安有用。只不过，治安最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外来人口，而是官吏本身，捕快班头往往就是黑道大哥，拦路抢劫的很多就是官兵，这一点就没人提了。
余八没有路引，便挨了几棍子。最近襄京的流动人口比较多，新成立的警察署推出了新“套餐”，办一张临时证件管三个月。余八这些天的工钱，都被收去当“手续费”，因为钱不够，他的这张证件的办理日期被提前了半个月，实际上只能顶两个半月，过期之后如果被抓住，还得再交钱。
工地的安保是包工的商人组织工人自己负责的，其他管理也都是商人自己来，除非有大队土匪来袭这样的严重问题，大顺的警察不提供任何保护，花钱只能换他们不找你的麻烦。要说好处，那也有一点，警察署来收了“保护费”之后，别的流氓一般不会来再收一遍。他们和警察署是有分工的，那些警察署不管的领域才是低端地痞流氓的地盘。
其实这就是抢劫，但人家是穿官衣的，抢了也就抢了，大顺百姓早已习惯，觉得这和天灾一样正常。襄京也算天子脚下，还是有王法的，就抢点钱而已，一般不要命。余八怨天尤人了一阵，也就继续搬砖了。
会经常来工地看的不仅有警察，还有买了房子的人，比如朱简炳和他妻子茅氏。
朱简炳这样的人，比普通百姓略强一些，至少还读过书，识得字，能供儿子上学，但要说上层的门路，也完全谈不上。让他们投资各种洋务企业去赚钱，那是打死也不敢的。他们能想到的投资方式，就是吃瓦片，襄京人越来越多，买个房子总是稳妥的，就算不租出去，将来要是朱靖城生了不止一个儿子，分家的时候也用得上。
刘彭没忘了自己的老本行，此次建房就是他在搞印刷业之余弄的，所以有襄京府衙背书，预售的房契、地契上都盖着府衙的大印。因此虽然房子才打了地基，朱简炳夫妇也丝毫没有疑虑。
大顺官府缺德事办得不少，但要说骗襄京市民，那还不至于。真正的底层穷人是买不起房的，都是在打工的店铺里搭块板子就睡了。买房的都是小户读书人、中下层商人、胥吏，甚至基层小官。真要是把这些人的一生积蓄一股脑卷跑了，襄京是要“国人暴动”的。
顺朝官府要控制一座城市需要很多力量，要有小吏、里长，要有街面上的街长、地保，要有警察和卫戍部队的军官，要有学校的教师、邻里中的长者这样能影响民众舆论的识字市民，要有供应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的商人，等等。此时的城市规模小，一个建房工程，几乎涉及襄京城里这些中层市民的半数。如果他们都倾家荡产，顺朝在襄京的统治就崩了，秀才和退伍军官带着老百姓来砸府衙的事，在别处可不是没发生过。在别处还好，在襄京要是出了这种事，那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德明帝得亲自处理，大官小官的前程都别要了。借刘彭八个胆子，也不敢搞这样的事。
真要是刘彭破产了，买了房的市民还有最后一招。反正他们有地契在手，土地是不会长腿跑了的，自己动手盖房呗。
这房子就一个地基，也没什么可看的，朱简炳夫妇转悠了一圈便回城。朱简炳家里有一些田地，但是佃给别人了，朱简炳自己在襄京城里经营一家小杂货店。近来襄京市面繁荣，杂货店的生意也好了一些，朱简炳收了一个学徒，虽然是知根知底的邻里家的孩子，让他一个人看店，朱简炳夫妇也不大放心，出来没多久就惦记着回店。
在店门口，朱简炳夫妇正巧碰纪博闻低着头出来。虽然看不见表情，但是朱简炳夫妇也能猜得到。茅氏笑道：“纪先生，这回不搬了吧。”纪博闻看见他们二人，拱了拱手：“是啊，不搬了。”
纪博闻这段时间在燃藜书坊工作，收入很不错，于是就又起了回安庆老家重建祖宅的念头。
对于侄女纪晓兰，纪博闻觉得她总跟着自己在襄京客居异乡总归不是个事情，还是要回老家嫁人的。兄长和侄子都已亡故，兄长这一支的香火是要纪晓兰的后代来继承的，最好还是能招赘一个安庆本地的读书人。纪博闻要挣钱，肯定是要待在襄京的，总不能祖屋修完了没人住。
但是，纪晓兰对此极力反对，说什么都要留在襄京。
襄京印刷业的发展速度很快，画插画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不光是小说绣像，科学技术类书籍的插图需求也很大。这年头适合女人做的工作可不多，纪晓兰估计自己要是回了安庆，想找份工作的难度得比叔父还大，她可不想回家去相夫教子。对于纪晓兰这种没怎么挨过饿的人，工作可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证明自己的手段。
纪晓兰还有更多的想法。在顺朝的中下层的读书人家庭，会画画的女人相对比例未必很多，绝对数量却不少，尤其是在襄京，这里有很多从大户人家分家出来的小家庭，重视子女教育，收入却不高。有像她一样需求的人，应该还能找到一些。
劳动的人不一定有地位，但没个做官的老子还不劳动的人肯定没地位。
在上个世纪，英国已经有专门的插画工作室了，创作和印刷商业插图，主要用于儿童作品、学校教材、书籍的标题页、小说插图、报纸等领域。此时在英国和法国，都已经有专门的漫画家。在顺朝，专门画插图的人也有不少，但他们基本都是单独为书坊工作，并没有形成单独的机构，这还是一个空白。
女人的社交面比较窄，燃藜书坊可没渠道联系她们，但是纪晓兰就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她的身份肯定是接触不到那些富家贵妇，但这种人本来也不大可能去给小说画插图，儒学、军学的学生家里的姐姐妹妹什么的倒是有可能接绘图工作。
纪晓兰只是有一个初步的构想，还没开始尝试，但是，不管这个构想多不成熟，反正比回安庆老家强得多了。
纪博闻也拗不过侄女，而且他也隐隐觉得，侄女若能做成此事，纪家门户颇有荣。所以，他争辩了半天也没辩赢，反而同意了帮忙研究燃藜书坊的插图需求。
顺朝的女性风气当然还是保守闭塞的，评价女性的尺度当然也还是《礼记》中的“德容言功”，只不过，在解释上不大一样。
比如“妇德”，《后汉书列女传》中说：“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然而，大顺朝偏偏不能认这一套。同样是“守节”，不同年代的解释不一样，起码东汉年间的寡妇可是光明正大地改嫁。
寡妇守节，总得有起码的生活来源吧。程颐所说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顺朝基本上是禁句，因为非常容易被引申到朱元璋的名言：“纵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虫蝗并作，并淫雨涝而不收，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也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哪怕朝廷收走你的劳动果实，饿死你全家，你也不该造反。
寡妇守节这事，本来就是有钱的缙绅人家的讲究，而明末这些农民军成员家里的女人，当年是真的要时时面对饿死的威胁的，不要说改嫁了，为了给孩子找一口吃的，没有她们不能做的事，战场上拿长枪捅官军都是常事。大顺朝开国勋贵的母亲，就不乏改嫁过的。
因此，直到顺朝开国的时候，闯军都有一个风气：砸牌坊。不管是旌表所谓“贞节烈妇”的还是表彰明朝官宦的，都砸。
所以在“妇功”方面，也不可能专指“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或者女红刺绣。就拿高皇后来说，针线活她倒也会，主要技术就是缝窟窿、打补丁。至于做饭、设宴，基本操作就是把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扔在大铁锅里一煮，最擅长的绝技是给每个人打一大勺菜，每人碗里的干货数量几乎一样，比秤还准。
再结合顺朝高浓度的“攘夷”宣传，妇德、妇功都得以秦良玉这样的为第一。女性著书立说，同样是妇功。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观念又没被压制，卓文君当垆卖酒同样是妇功，理由是挣了钱来孝敬公婆，养育子女，所以挣钱就是功。
所以，在插画这种正经的“高雅”行业，如果女性能做出成绩，是要光明正大地作为荣誉来宣扬的。